国内卖猪难时，他又壮着胆子投资分割肉车间，获得出口资格，接下了出口苏联的分割肉订单。苏联解体后，企业失去出口市场，万隆焦虑不已。有一次他在火车上，看见对面旅客吃火腿肠，那时这还是个新鲜玩意儿，回到工厂后他就要上马这个项目。

　　该项目投资高达1600万，等于押上几年来的身家，而且国内已有春都、双鸽等品牌，万隆从日本、德国、瑞士、丹麦、奥地利买来世界一流的自动化设备，并把质检员的权力提高到了厂长之上，“我从不小打小闹。”万隆说。

　　1992年“双汇”火腿肠订货现场，当场签了8000吨订货合同，万隆居然落了几滴泪，其中甘苦可想而知。

　　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厂长，万隆累累“抗命”，也没让地方政府“拿下”，与漯河相对开放的体制环境不无关系。虽然身处内陆，但漯河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成为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窗口。

　　1986年，只有40万人口的漯河市升格为省辖市，同时被批准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市。

　　早在1987年，漯河市政府出台对国企实行“利税包干”的政策。“一包包三年，超收全留”；三年后，漯河市又提出对国企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比如，政府只管一个法人代表，其余用人权均下放。

　　1994年开始，漯河市在企业法人代表中推行年薪制。企业负责人年薪，与每年的利税、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挂钩核定。1990年代初，双汇的一位区域销售经理一年能拿十万元，在漯河这笔钱能买两套90平米左右的房子。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漯河在中小企业产权改革方面步子迈得很大，更是成为全国学习的对象。

　　“如果我在河南其它城市，能不能干下来，还真是很难说。”万隆摇了摇头。

　　到1990年代，万隆渐渐意识到，仅靠自己在漯河的力量，无法解决发展所需的资金，他开始寻找外资。“我是靠外资的钱把双汇撬动的。”他指点着窗外双汇食品城的方向。

　　1994年，双汇与香港华懋集团组建了“华懋双汇实业有限公司”，这是当时在国家工商局注册的全国肉类加工行业最大合资公司。

　　华懋董事长龚如心有“亚洲第一女富豪”之称，年过50依然是扎羊角辫、穿超短裙的“小甜甜”形象。不过谈起生意，“小甜甜”一点不“甜”，反而辣得很。

　　龚如心提出要改变双汇的商标，万隆拒绝了，她愿意为此付出三个亿，万隆挑明了：再多钱也不卖。龚找到各种关系给万隆施加压力，发现谁也拗不过他。

　　后来龚如心又提出扩大股权到50%以上，万隆不肯放弃控股权，两人当场争执起来。万隆放言，如果龚如心坚持增加股份，可以从双汇撤出。而龚如心当场大怒，称“永远都不会撤股，你让我撤股我就去告你们。”

　　万隆就吃准了这一点，龚如心在大陆四处出击，而双汇是华懋投资回报率最好的一家，她怎能放弃？

　　据说，龚如心在华懋双汇厂区内挖了一个直径3米、深9米的大坑。龚和一个香港风水先生沉到坑底，埋了一个法器，然后添上土，灌上水泥。“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里面埋的是啥。”上文中的双汇老职工说，随着“小甜甜”过世，这个谜团已随斯人而去。

　　使用资本，而不为资本控制，是万隆的原则，1996年双汇食品城奠基，当时有六个国家16个公司参与投资，外方投资占69%，看似双汇失去了控股权。可万隆每一个合资项目都让多家外资参与，每家外资都不是大股东，在组建的七家合资公司中，六家都由双汇控股，万隆本人担任董事长。

　　外资愿意接受双汇的条件，原因之一是投资回报率高。“我年年分红。没有足够回报，人家凭啥来漯河这个小地方？”

　　1994年龚如心向双汇注资1.27亿元，年底她就拿到了3000多万元的红利，通过合资的杠杆效应，双汇总资产由1993年的3.39亿元，提高到1996年的14.26亿元。

　　1990年代中期，双汇的名气比漯河更响，万隆是地方上举足轻重的人物。1996年漯河评选建市十周年为城市做出贡献的“十大功臣”，他毫无悬念地排在首位。

　　当时漯河每年春节晚会双汇都是大赞助商，有一次艺术团给双汇写了个节目，按照万隆的要求，各种地方戏曲都来一点，最后还加了段迪斯科—他在国外考察时，发现这个很能制造气氛。节目总长达到26分钟，主办方不同意，要求把这个不土不洋的尾巴剪掉。万隆说可以：俺节目不上，今年也不掏钱了。最后这个节目还是原样搬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