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牧业的亚洲模式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是合作社，泰国采用公司加农户。大陆学的泰国模式，由于众多农户分散养殖，质量控制就成为难题。有部分农户可能会受利益驱动在养猪过程中添加瘦肉精。”四川一家大型农牧企业负责人分析。“提高瘦肉率，最正确的方法是改种，而不是加精。”

　　不过，按照种猪培育的惯常阶段，一个成功种猪的培育需要经过曾祖代、祖代、父母代、商品猪四个阶段，投入巨大，周期漫长。对于双汇这样以规模见长的企业来讲，在源头质量把控上做到无懈可击的难度较大。

　　3月16日凌晨2:30，万隆从北京飞回，当夜召开紧急会议，这场会一直开到清晨5:30。

　　与此同时，国务院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河南督促“瘦肉精”案件查办，要求彻查“瘦肉精”案件，追究事故责任，各地也开始对肉类加工行业进行全面清查。

　　让万隆稍稍松口气的是，从3月15日到3月30日，根据全国61个地区对双汇产品的普查和抽检，未检出“瘦肉精”。

　　对食品企业来说，“安全”是足以一击毙命的罩门，摧毁它远比保护它容易得多。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双汇毕竟未能锁紧供应链，让“健美猪”流进了自己的一家工厂。

　　双汇形象蒙污，股民用脚投票。上市公司双汇发展(57.30,-0.85,-1.46%)(000895.SZ)从3·15节目结束后开始跳水，午后封死跌停，从86.6元跌至77.94元，市值蒸发15个亿，从3月16日开始停牌。各地双汇零售店无人光顾，连在漯河的店面也门庭冷落。

　　行走在双汇工业园一厂区附近，依然能闻到浓郁的香肠味，可道路两侧车辆稀少。平时货车一辆接一辆排在门口，到了旺季公路都会成为停车厂。事件发生后，公司的多数工人以学习食品安全条例为主，产能大大削减。从3月15日到3月31日，事件影响双汇销售超过15个亿，每天一个多亿。

　　“这件事正好发生在双汇由国企变民企，民企变外资，外资又要整体上市，而且即将完成的时候。”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

　　万隆正在启动改制后的又一轮扩张，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郑州、潍坊、芜湖、合肥、上海、南昌、昆明等地，计划投资90多亿元建厂。按照这样的扩张步伐，双汇不仅在全国绝对遥遥领先，而且在全球都能数一数二。

　　这时候出现这种闪失，双汇自身责无旁贷，然亦有相关人士猜测，可能背后还有看不见的力量在推动。有传言称，这次发现“瘦肉精”的肉食品加工企业不止双汇一家，但板子却偏偏落在了双汇身上。

　　伏笔可能在2006年双汇摆脱国有身份时已埋下。

　　“万隆一路过关斩将，得罪了太多利益群体。改制后，市值从300亿一下冲到1000亿，很多没吃到这块大肥肉的人都愤愤不平。”上述人士暗示双汇甚至像蒙牛一样，有再次为国有企业收购的风险。

　　对于这种说法，双汇予以否认。“我们只检讨自己。”万隆说。

　　万隆其人，在漯河素有“头发很少，头皮很硬”之称。出身在相对封闭、市场经济不甚发达的中原地区，他把一个亏损的小肉联厂，做成了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靠的就是一股“硬”气。二十余年来，他和体制博弈，与资本过招，甚至与自己的年龄抗衡，连他自己都说，“换了别人，可能早出局了。”

　　不过，随着企业越做越大，万隆的不安全感也与日俱增。

　　漯河地处河南省中南部，沙、澧两河横贯全境，在市区交汇，据说“双汇”的名字就由来于此。

　　自清代开始，围绕漯河码头就形成了牲畜交易市场，四面八方的牲畜都靠水运贩卖到这里，至今漯河还有一条路叫牛行街。客商南来北往，小饭馆就地取材，把牛、羊、猪肉做成美味佳肴，漯河由此留下肉食加工的传统产业，也是全国六大牲畜市场之一。

　　万隆是土生土长的漯河人，出生于1940年，乱世之中，战火纷飞，家境贫寒。“我是个命很苦的人。”万隆感叹，少年时吃了上顿没下顿，经常去地里挖野菜。

　　高中还没毕业，万隆就入伍成了一名铁道兵，复员后进了漯河肉联厂，从办事员开始，后来做办公室主任、副厂长。

　　1984年，漯河肉联厂全部家当只有一座3000吨的冷库、一座日加工500头生猪的车间和一座炼油坊，固定资产468万元，亏损却有580万元。就在这一年，国家取消生猪统购统销的政策，肉联厂只能自找活路。老厂长准备调走，临行前推荐当时的副厂长万隆做代理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