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需要加强区域和国家的监督。限制因素很多，包括协调和资金的缺乏、IT信息技术系统的不同，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从政府到农场的各级都缺乏或不愿对公众完全透明。国际上，监视离不开政治，而且完全的透明度和首个公布新兴或急性的跨界疾病，是会导致贸易风险的。因此，问责制#9针对国家猪产业：与国家政府协作，建立稳健而有意义的监测系统，融合前期诊断数据和图谱，力争能够及早发现和遏制具产业重要性的跨界和新兴疾病。这种系统可设计得多元化，但应可录入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数据，可与IT信息技术系统兼容，可向国家快速报告，实现强制性和透明度。
 

　　为促进生长和提高效率以及追求更低的成本，行业开始使用抗微生物生长促进剂/抗菌促生长剂(AGP)，但其效益比率现在已不再为社会所接受。无论你是否相信AGP可导致耐药性(AMR)，这个不再是问题。问题是它们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除了健康的人，都应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有些人认为我们正在回归到一个抗生素前的时代;抗生素的一个启示。虽然这可能是媒体引起轰动的伎俩，但对人用药和兽用药具有多重耐药性(MDR)的细菌越来越多。事实上，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超广谱β内酰胺酶和多重耐药的猪痢疾短螺旋体，在欧洲、南美洲和亚洲已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北美地区没有)。即使永远无法证明AGP与AMR之间有关联，但在我看来，猪产业有义务去确保两者之间没有协同作用。我很赞扬欧洲各国通过建立程序监测农场是否按动物的规定日剂量(DDDA，或DADD)来操作的做法，但我同样希望，在设置更低的DADD限制时，应考虑维护动物福利。因此，问责制#10针对全球范围内的猪产业：为增加可信度，自动停用抗菌促生长剂(如果仍未这样做)，并自觉建立DDDA计划。如果我们主动这样做，猪兽医和生产者将更有可能在“制定更低的DDDA限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由那些对畜牧行业缺乏理解的政客和卫生保健专家来规定。
 

　　表4帮助预防和控制猪业跨界疾病和新兴疾病的责任制

 

　　结论
 

　　此次演讲主要是养猪业疾病的一个综述性回顾，并对“如何实现全球养猪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进行了阐述。最后，我想强调，想要避免下一次的疫病爆发冲击，需要全球共同努力，且养猪模式也要从根本上做出改变，这需要各级政府和整个行业协作完成。然而，跨界和新兴疾病是养猪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全球化、现有的生产结构和常见的行业做法加速了这些疾病的出现和传播。虽然我们应该寻求政府的支持，但不可期望过高。未来主要需要全球范围的指导，需要坚定的决策以及明确的愿景和说服的艺术。有些会适应变革并获得成功，有的将退出这一行业。兽医拥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和工作经验以及对新知识不断探索更新的欲望，相信没有比他们更适合来带领整个行业完成这项任务的人了。你准备好出发了么?
 

　　鸣谢
 

　　非常感谢在我准备本文的过程中对我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所有人。首先，我想感谢第23届国际收益大会组委会对我的邀请;第二，感谢Jeff Zimmermann, Kent Schwartz和Steve Henry的回馈建议与指导。我深深地感谢所有协助问卷调查的人，以及结果统计人员Terri O'Sullivan和Jeff Zimmerman，翻译员Yanyun Huang、Diana Murcia和Matheus Costa和帮忙派发调查问卷的志愿者Andrea Ladinig, Rebecca Langhof, Ryan Huang, Roberto Guedes和JoséMogollon。最后，再一次致敬汤姆亚历山大的远见、成就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