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跨界和新兴疾病时代的问责
 

　　因此，应该做什么?谁来负责?今天我演讲的目的是提出改变，必要时可以讨论，这将有助于全球跨界和新疾病的控制。我不相信我们可以“停止下一列火车”，但我相信，如果我们开始行动起来，我们将可以帮助“停止下一列火车失事”(表4)。然而，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养猪模式直接导致了跨界和新疾病的出现。我相信这不是汤姆亚历山大所愿意看到的。根据此次问卷调查结果，很多人认为该行业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养猪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理论上，各国政府对OIE列出的外来或对贸易有重大影响的疾病，应高度关注。OIE列出的跨界疾病未受到贸易限制，为这些疾病扩散到其他区域或养猪产业提供了可能，PEDV传入加拿大和美国就是实例，但我怀疑他们将会被完全忽略。各家猪产业都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是：如果下一个灾难性跨界疾病是FMD、CSF、ASF或其他OIE列出的外来疾病，猪产业应期望国家政府做出什么反应。我毫不怀疑，反应会比北美爆发PED后的反应要大，但反应是否具有凝聚力或是否及时则是另一个问题。因此，针对国家政府提出问责制#1：清楚说明当任一OIE所列外来疾病发生时，政府将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再没有比一个详细的应对计划更能被接受的了。此外，当疾病爆发时，按照当初制定的方案、及时而有效地去实施。
 

　　进而引申出针对全球养猪产业的问责制#2：对于政府将会如何应对OIE列出的外来疾病，我们必须做出切合实际的期望;而对于本土的跨界疾病，除非它对贸易或公众健康有着重大影响，否则政府的回应只会“太小，太慢”。例如，美国农业部最近决定实行PEDV的强制性报告，是在PED疫情出现1年之后。本土跨界疾病是猪产业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这点并不重要。现实是纳税人不会也不应该来解决由我们一手制造的问题。
 

　　这又引出了几个针对猪产业包括影响了产业发展的业内专业人士、学者和兽医的问责制。在过去的20年里，猪肉生产已经演变成大批量生产、成本削减、全球制造的行业，这主要是由经理人、精于计算的人和下一季度返回促成的。事实上，在食品行业，质量和安全才是首要的。无论它是一个资源库或是一个生产流程，我们在与复杂的生态系统中交互作用的多个生物系统打交道。作为兽医，我们假装了解宿主病原体的相互作用，没有认真地考虑疾病的因果关系就主张柯赫氏法则，以“跟着领导走”的心态工作在许多非传统学科。我们的兽医服务是被动的和利益驱动的，我们更多的是出售产品和服务，而不是专业。因此，针对猪兽医、我们所有人，提出了问责制#3;无关乎我们的职业生涯或是在行业中的地位，为了解决问题复杂的现状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我们需要进行独立思考，主动、跨学科协作，从中学习我们不擅长的领域知识，并教育自己成为是改善猪健康和福利的必不可少的一员。我们需要思考，走出一条以质量为本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非盈利的兽医之路。我们需要放眼全球，并说服猪行业做出相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