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和与牲畜的日常接触为跨种疾病的传播提供了可能，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出现人兽共患病的几率更大。相比之下，工作人员密度低的密集型畜牧业，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跨种疾病的发生率和急性人兽共患病的爆发风险。重要的是，动物密度高的密集型畜牧业，却为跨种疾病的发生和特定宿主病原体的进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现代养殖模式是导致地方性病原体如PCV2、PRRS和FLU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活体动物和新鲜精液的国内流通和进出口以及生物安全措施的不足加剧了新型疾病在世界各国之间的传播。过去二十年里，对全球养猪业破坏性最大的病原主要有PRRSV、PCV2和PEDV，只要出现有利的条件，这些病毒将发生变异并继续朝着最优毒力水平进化。然而，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可影响急性人畜共患病的发展进程，而猪肉生产系统的设计和操作模式将是决定病原毒力和未来几十年是否会出现新的猪特定病原体的终端因素(表3)。
 

　　表3 人畜共患病和猪特有疾病的传播特点

 

　　分子诊断学的发展，如高通量测序技术，为新型病原体的检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一些病原体可能寄生在胃肠道、皮肤、呼吸道和生殖系统的微生物群，而一些可能与疾病有关。本文无法对猪相关的全部病毒做一详细的汇报，仅对影响养猪生产和公共卫生的重要病毒以及几种新型综合征做一简要的回顾，不包括PRRS(HP-PRRS)、FLU、CSF、FMD和其它疱疹病毒。考虑到北美和欧洲之前的疫情，本文将对PED和ASF分别进行讨论。
 

　　对养猪业影响巨大的病毒
 

　　非洲猪瘟病毒(ASFV)：1957年前，ASFV(非洲猪瘟病病毒科)仅在非洲出现，主要感染野猪，多为隐性感染、不表现症状，一些软体蜱是其传播媒介。被感染猪和猪肉的非法贸易通常会导致ASFV扩散到其他地区，感染家畜。自1957年以来，ASFV已扩散至欧洲、加勒比和巴西，并持续影响着萨丁和非洲。2007年，一艘船在途经黑海波提港口时，将船上垃圾随意丢弃在港口，这可能是导致ASFV感染乔治亚州家畜的原因。2007年以来，它迅速扩散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俄罗斯，近来又扩散到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据统计，ASFV在俄罗斯的传播速度大约为1公里/天。高加索地区暴发ASF的猪群80%为家猪、20%为野猪，且被感染野猪大多都与家猪接触过。虽然高加索地区存活有若干种软体蜱，但同样有软体蜱的东欧地区并无疫情发生。肉类的非法贸易、泔水喂养、兽医服务的不足、猪生产基础设施和可追溯系统的缺乏以及野猪，都会成为导致疫情传播的因素。最近，乌克兰和波兰确诊野猪感染了ASF，这给我们拉响了警报，因为野猪群的耐受力和抗感染能力强于家猪。虽然已开始着手思考如何控制野猪群，但是大多数人认为狩猎和陷阱不可行，反而可能会促进ASF的传播和地域扩散。因此，建议生产者加强传统的生物安全措施。
 

　　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EDV)和猪新型冠状病毒(PDCoV)：1971年，英格兰首次爆发PED，伴有急性胃肠炎和3周龄哺乳仔猪高死亡率。1978年至2006年，PEDV感染了欧洲许多国家，并从1997年开始对东南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013年4月，PEDV首次传入美国，研究发现与2011-2012年的中国分离株亲缘关系相近。随后，PEDV迅速蔓延至美国25个州和加拿大(2014年)以及墨西哥和多米尼加共和国(2014年)。目前，北美地区至少已分离到3个的PEDV中国株和2个新型PDCoV，这些毒株均于2012年首次发现。数据显示，PDCoV的毒力可能与PEDV相似，有时毒力会较低。PEDV和PDCoV可经粪-口传播，致使各农场出现严重腹泻，对环境、运输车辆和其他工具造成污染。饲料原料污染，如血浆蛋白的污染，可能是农场特别是地理位置偏僻农场感染PEDV的一个途径。最近，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FIA)确定饲料中血浆蛋白所含活病毒对猪具有致病性，然而用同样的污染饲料喂保育猪，却不致病。以前曾有主张“气溶胶传播”，但缺乏证据，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气溶胶传播”。返饲肠道内容物或粪便可以控制和消除疫情，然而，也可能会导致地方性传染或使健康猪群长期暴露在病原包围的环境中。
 

　　猪戊型肝炎(HEV)：首次发现于1997年，猪HEV(戊型肝炎病毒科)普遍存在于所有养猪国家中，是商品猪的常见病。HEV通过粪-口传播，可在2到4个月猪只胃肠道组织中进行复制，损害肝脏，引发病毒血症。虽然用显微镜可以观察到自然感染猪和实验感染猪存在多灶性淋巴浆细胞性肝炎和肝细胞坏死，但是病猪的临床症状都不明显。HEV是烈性人畜共患病病原，直接或是间接与病猪接触都可导致该病的扩散。HEV多残留在肉制品特别是肝脏中，对温度敏感，可经高温蒸煮达到中等灭活效果。人食用未煮透的野猪肉，会散发或群发HE，说明HEV是一种潜在的人畜共患病病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