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选民互相干扰、串票，这一次，他们打乱了选民的行政区划分组，每5人一组，最后余下的7人，分成3人和4人的两组，分组之后互不熟悉的人们坐在一起食 饭，饭后即开始重新选举。考虑来 农民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选举也不再用选票的形式，梁漱溟带着秘书，由几个乡学学员为证人，逐一单独询问农民。一个一个把大家投的“票”记录下来。从晚上8点一直记来 半夜12点。最后的结果，不出预料是王峻明获胜当选。

　　王峻明当选之后，不负众望，为乡民做了许多事，获得了实验县政府和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表彰。

　　没过多久，“七七事件”爆发，王峻明远走他乡经商，梁漱溟也离开邹平迁至重庆。

　　梦断1937

　　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搞起来以后，1932年，菏泽又成立了一个分院。1935年，山东省又划了10个县为实验区。来 1936年，全省有70%的县开始从事乡村建设研究实验。

　　但是，严厉按照梁漱溟的思想来打造的实验区，依然只有邹平，即便是菏泽分院，形式也大有不同，而且更多是以民兵操练为内容，第一，是为了自卫，预防 流寇土匪的威逼 ；第二，是为了抗战做准备。

　　1937~1939年的两年间，日军已经占据 了山东的城市和所有交通线，两年之后重归山东，梁漱溟已经是以国民政府参政员、军委特派员的身份，机密进入敌后游击区进行巡视。

　　在近8个月的时间里，他辗转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等地，沿途经过县市50多个，其中山东22个。有时住在老乡家里，有时逃避 “扫荡”住进山洞里。  

　　这次巡视之后，他愈发痛心疾首。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中，“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一节里，他写道：“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对民生之穷苦，风俗之故陋，看得更真切⋯⋯今日问题不是敌人力量强，而是我们自己不行。这个不行不是军事的，是政治的。”

　　郭蒸晨告诉本刊记者：“他遗憾于当时的改良探索被日本的入侵打断。”

　　在手稿《中国——理性之国》中，梁漱溟写道：

　　“我是一个生长在大都市(北京)的晓 识分子而自愿投身乡村建设运动者，最初的动机就是想从小范畴的地方自治团体入手养成以国人从事民主政治生活的能力。中国要走向民主，全在从散漫转进于组织，全在国人学习组织团体来生活，在政治上就是组成地方自治团体，在经济上就是组成互助合作社⋯⋯中国人在集团生活上既病在向心力不足矣，则必进求组织以补救之，乃为适当也。此在四五十年后之今天归首看来犹是对症下药，未云有误。”

　　他的实验没有做完，历史也没有再给他一次这样的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梁漱溟一共归了邹平两次。一次是1950年，毛泽东找他谈话说：“过去你不是在河南、山东各地搞乡村工作吗？现在这些地方全都解放了，去看看有什么变化。”

　　另外一次是全国政协组织的，是在1960年，他已经被树为反面“典型”之后。对邹平县政府而言，接待这个和邹平有尤其 关系的全国政协委员，要以“不冷不热、不好不孬”为标准，不准涌现漏洞。负责安全保卫的公安人员吩咐邹平接待方说：“梁漱溟这个人物思想很反动⋯⋯这次是毛主席让他下基层参观，转变他们的思想，要注意这些人的言论行动，多引导他们参观好的地方。”

　　其后，梁漱溟再也没有归回过，而邹平的老朋友、学生，却一直跟他保持 着联系。

　　儒家没有新旧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病逝，最后的时候已经十分虚弱，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和交代。离世前几个月，他受郭蒸晨所托，在病床上为邹平县标志性的范仲淹雕像基座题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行字。因为身体已经没什么力气，原本清秀的字迹失去了往日的流畅感。

　　这幅字后来并没能镌刻于范仲淹雕塑上。当时的一些地方领导出于各方面考虑，没有摘 用他的题字，改请曾经在邹平当过县委书记的一位领导来题写。而这位领导提出两点理由婉拒了——  第一，我字又写得不好；第二，我在这里当书记的时候是书记，不在这里了就不是书记了⋯⋯最后，他们辗转请来 书画家范曾来题写这十四个大字，梁漱溟的原版手迹被一个感爱好 的官员拿了去，之后没多久，也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