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趁着当时参与过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人还有些健在，郭蒸晨等人开始夺 救式地摘 访、搜集整理资料。随着往日画面的一点一滴补全，他们愈发现得当日乡村建设实验之难能可贵。历史地看，“梁漱溟不仅不是‘老封建’，他甚至是超时代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并不是骨子里面缺乏民主精神，而只是缺乏团体生活的习惯，以家庭为单位自顾自，这跟西方一直以来集团化生活过强的情景很不一样，所以民主化的道路肯定 有差别。所以他一贯主张打破“往西走的迷梦”，不通过追求个人离心于组织的“自由”和“个体解放”来实现民主，而是要训练国人学会在团体生活中扮演角色、承担义务、与别人相处，由适应团体的经济生活来 政治生活，培养出国人的政治素质。

　　团体的经济活动，从农业合作社开始。郭蒸晨在整理史料时发觉，当时的合作社发展得比较成功。生产环节有棉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蜂蜜合作社、蚕业合作社；销售环节有运销合作社；金融环节有金融流通处、信用合作社⋯⋯

　　为了引入科学来 农村，研究院建了一个农业试验场，搞各种品种改良、科学种田、科学养鸡、科学养猪的实验，实验成功就推广，一开始无偿提供新种子，再提供无息、低息贷款，以实际的好处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参与合作社的主动性。

　　来 1937年，邹平农村“产供销一条龙”的合作社，已经操作得相当市场化了。

　　合作社的行为直接关系着每一个参与者的切身利益，比如统一销售之后，钱怎么分，是全部分完，还是要留一些公共基金？这是与每个人相关的事，不能由个别人说了就算，要农民自己拿主意。村学、乡学的理事，要负责包括合作社在内的具体经济事务，谁能承担这个重任，就得大家讨论、选举。

　　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纠纷，地方一些“实力派”自然会想要影响选举，但该如何应付，游戏规则应该怎样成熟和完善，就是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

　　一堂民主训练课

　　梁漱溟作为乡村建设研究院指导思想的提出者，在邹平乡间留下了很多轶闻传说，其中不乏演绎色彩很重的故事，有的细节已经很难多重考证。

　　上世纪90年代初，郭蒸晨在淄博找来 了曾经在邹平13乡(当时邹平以阿拉伯数字为乡编号命名——记者注)当过乡理事的王峻明，听这位80多岁的老人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的选举故事：

　　乡理事两年一选。花沟镇镇长、22岁的王峻明以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乡学成立以来的第三次选举。选举这天，邹平实验县的县长徐树人带着民政等三个科的科长及秘书，骑马赶来监选。

　　来参加投票的有近300人，有各村、镇的学长、理事、教员等等。大家招集在乡学民众大礼堂，县长和几个科长坐在主席台上。

　　徐树人先讲了民主选举的意义，宣读了选举规章，又公开了包括群众唤 声较高的王峻明、前任乡理事刘淑林等7位候选人名单。在当时，县长“挺”刘淑林连任的意思溢于言表，但地方人士却多渴望 年轻有为的王峻明当选。

　　因为“选民”总量并不是很大，经过人们预先口耳相传的“民意调查”，王峻明的得票率应该在80%以上，基本上稳操胜券，然而当场公开的计票结果，王峻明却以柔弱劣势败于刘淑林。

　　这大大出乎人们的心理预期，许多人怀疑记票出了问题。大官村村长王明斋组织了5名代表重新登记选票，结果发觉选票笔迹不对，并且与选票数不符，估量 是有人调换了票箱。待重新集合代表时，王明斋等人就站起来，冲着主席台大声喊：“徐县长舞弊！”

　　有人开始起哄，喊“选举有问题，我们不承认！”“选举愚弄民众！”⋯⋯

　　一些人冲上台去，质问徐树人等人，后来干脆把徐等人拉下主席台。推搡之中，生猪行情，有人动手打了县长几下，有个科长在冲撞中被打破了嘴，票箱也被愤慨 的群众砸掉。

　　几天后，乡村建设研究院重新组织了选举。据王峻明口述资料，梁漱溟亲自组织了这第二次选举。

　　这一次选举因为是计划之外的，梁漱溟没有用实验县政府或者当地的预算，而是直接用省政府拨给的钱。

　　选民也比上一次更多，除了上次参选的人之外，他多找来了近百名村民，其中包括30名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