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年幼的记忆中，这个县城最繁华的一条街，就是从东门来 西门的一条土路，一下雨街上就是水洼。县城里没有楼房，全县最高的建筑物是天主教堂尖尖的顶。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晚上出门得带手电筒。街上的店铺零散在住户之间，商业活动很少，人们十天左右赶一个集，把自己家里产的东西拿出来卖，再换些别的东西归家。

　　农村里面，家室兴盛 的念想都被寄托在人丁上，十一二岁的男孩，就给娶个十五六岁的女孩，渴望 “早生贵子”。早婚的风气十分盛行。

　　曾经和梁漱溟一起工作，在邹平实验县掌理过乡村自治、区划、礼俗、户籍等工作的田慕周归忆说，早婚陋俗是最让人头疼的，乡学和村学的老师都去劝，给大家讲早婚的危害，可就是劝不过来，收效甚微。

　　要移风易俗，尽量不用行政手段，而是从思想上去开导，再由其内在需要自发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这是要比行政性的统一安排慢得多、难得多的大工程。

　　但梁漱溟相信，如果只是一批人，“自上而下”地、“恩赐”式地去带领 大家建起一套模式，一时可能做得出个样子来，但农民内在的动力和自觉没有被唤起，这批人走了，一切又逐步 会恢复原样。要实现彻底的改变，得“打动他的心肝，鼓舞 他的志趣”。

　　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建设邹平实验区。

　　乡村建设研究部招收受过高等教育或具备同等学力的研究生，研究程序上先做乡村建设基础理论的研究，再根据个人所长做分科研究，比如农业技术改良研究、乡村教育研究、农村经济及合作社研究、乡村自治组织研究等等。第一届招生30名，以山东省籍为限，外省自费前来要求附学的，也酌量容纳，这样的人招进来十余个。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的学生是预备来 乡村服务的，大致具备初中教育水平，年龄20岁来 35岁之间。训练部的课程非常多，从军事自卫技能来 农产制造、金融合作、公安卫生和社会调查据统计。

　　实验县的基础行政机构改组则显得更为壮观——梁漱溟取消了区、乡、镇各级行政机构，而代之以村学、乡学制度。村建村学，乡建乡学，“学众”是村民，“学长”是选举出来的德高望重者，再有精干有为者被选为“理事”，负责集体事务，以期用教育的设施来促成地方基层自治体，用教育的力量来代替行政力量，用教育性之社会组织代替下级行政组织。

　　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引发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与当时国民党邹平县党部的矛盾。

　　据梁漱溟的学生范云迁口述资料记载，当时的国民党邹平县党部规模也不大，就5个工作人员，设在实验县政府斜对面路南的城隍庙里。他们发觉梁漱溟等人不按国民党的一套进行，就开始公布驳斥。他们在县党部门口扎起了两个台子，张贴标语，进行演说，称要“取消研究院”，“让梁漱溟滚开”。

　　梁漱溟的研究部教师里也有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时年41岁的茹春圃闻讯后，跑来 国民党党部门口大骂，骂得党部的几个人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最后的结果令当时的人震动：韩复榘为了支持梁漱溟，直接下令将国民党邹平县党部撤销。

　　邹平这块试验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干涉，梁漱溟更得以按照自己的一套思路来尽情发挥。几年的时间里，研究院的工作初见效果，有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学者、官员专程来邹平参观学习。

　　“他甚至是超时代的”

　　1986年，刚来 邹平县政协文史办工作的郭蒸晨有机会看来 了一些没有公布出版的资料，包括邹平县政协的文史工作者来 北京摘 访梁漱溟的手写笔录。

　　这让他对梁漱溟多年来的刻板印象顷刻间彻底颠覆。郭蒸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以前觉得，他就是一个老封建、老固执，反党反社会主义，驳斥毛主席。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邹平文化馆搞了一个专栏，谈来 乡村建设研究院。我当时第一次晓 道这个研究院，但是一点不感爱好 ，甚至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个与‘反面人物’有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