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除草是一件又贵又麻烦的事情，必须同时使用好几种不同的除草剂，比如氟乐灵（Trifluralin）和氟吡禾灵（Haloxyfop）等等，分别用来对付不同种类的杂草。也有一些广谱的除草剂，比如百草枯，但毒性太大，在土壤里残留时间长，农民不敢多用。”阿根廷谷物协会执行主席马丁·弗拉吉奥（Martin Fraguio）对我说，“后来孟山都公司推出了低毒的草甜膦，不但能够杀死一切杂草，而且在土壤中最多一个月就自动降解了，没有残留，好处太显然了，于是草甜膦迅速占据 了市场，把其他除草剂公司气坏了。”

　　但是，因为农作物也会被草甜膦杀死，农民们只能在播种前一个月先喷洒一遍，等草甜膦自然降解后再播种，播种之后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手工除草，或者定点滴上几滴。不过，当时的草甜膦非常昂贵，每升要20多美元，农民本来也不敢多用。

　　1996年孟山都推出抗草甜膦转基因大豆，美国和阿根廷几乎同时批准了这一新技术。这种大豆不会被草甜膦杀死，农民们可以在任意时间喷洒这种除草剂而不用忧患影响产量，这就大大简化了操作程序，节约了劳动力，缩短了将近一个月的种植期。后一种功能看似不起眼，其实对于潘帕斯农民来说非常重要。这里冬天气候较低，通常一年只能种一季农作物。有了草甜膦后，农民们可以加种一季具备超级固氮能力的速生豌豆，既增加 了收入又调整了土壤，一举两得。

　　就这样，潘帕斯草原上的农民们绝处逢生了。

　　转基因大豆的机密

　　“阿根廷政府最早批准种植的转基因大豆就是我研制出来的，用的是阿根廷本土的品种。”阿根廷头号大豆育种专家、现任尼戴拉（Nidera）公司大豆项目负责人鲁道夫·罗希（Rodolfo Rossi）对我说，“因为这项技术的使用，以及草甜膦专利来 期后的大幅降价，使得摘 用免耕技术的大豆种植面积从1993年时的不来 100万公顷增加 来 现在的将近2000万公顷，这就是转基因技术的附加效应。”

　　罗希博士从1976年起就开始研究大豆，1991年他所在的种子公司被种业巨头尼戴拉买下，后者从孟山都买来了抗除草剂基因的使用权，让他负责把这个基因转入阿根廷大豆当中。转基因技术难在第一步，即基因本身的研发和植入，一旦有了第一个转基因品种，将其转入另一个品种不是一件难事。罗希很快获得了成功，大田试验也进行得很顺利。最终是尼戴拉（而不是孟山都）向阿根廷农业部提出了种植申请，很快就获得了批准。尼戴拉的总部虽然在荷兰，但老板是阿根廷人，主要业务也都在南美洲，通常被认为是一家阿根廷的公司，这一微妙的区别被认为是阿根廷转基因大豆为何批准得如此之快的因素之一。

　　另一个主要因素就是阿根廷农场主们的势力非常强盛，他们是阿根廷外汇的主要创造者，自然也就有权益请求政府在政策上予以配合。中国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形成集团优势，没有被大家认可的利益代言人，这是转基因技术在中国迟迟不能推广的重要因素。

　　截至目前，阿根廷一共批准了28项转基因技术，它们大都摘 取了和抗草甜膦大豆类似的模式，即基因本身全部来自六大跨国种子公司（美国的孟山都、先锋和陶氏，德国的巴斯夫和拜耳，瑞士的先正达），但种子则都是阿根廷本土品种。难道阿根廷就不忧患他们的农业命脉把握 在外国公司手里吗？

　　“完全没有必要忧患，因为比转进去的这个基因更重要的是种子里面原有的成千上万的其他基因，它们才是真正决定某个品种是否适合阿根廷的关键原因。”阿根廷农牧渔业部主管转基因审批的副部长洛伦佐·巴索（Lorenzo Basso）对我说，“孟山都不能为我们提供百分之百的解决方案，阿根廷本土的种子公司做了更多的工作，它们的价值比孟山都大得多。”

　　话虽如此，巴索也承认生物技术对于农业的现代化极为重要，孟山都虽然只奉献了一个基因，但它的价值绝对不能用简单的百分比来衡量，否则转基因也不会成为这么大的话题了。问题在于，这个基因不是白给你的，孟山都肯定 想通过出售使用权挣一笔专利费，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阿根廷却没能实现。

　　“第一代抗草甜膦转基因刚进来的时候正赶上阿根廷政府修改专利法，大约有2000多个专利申请受阻，我们的基因也包括在内。”孟山都主管拉丁美洲的副总裁帕布罗·瓦奎罗（Pablo Vaquero）对我说，“其中一个专利的拥有者把阿根廷政府告上法庭，2002年被判败诉，于是我们也和其他专利持有者一样停止了申诉，转而觅 求其他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