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们决定自己道路的思路，也在这几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7年前散户们谈起养猪的意愿，往往是察看当前的市场决定的。当养猪户每一年亏损或赢利的时候，他们的意愿决定了生猪存栏数量的变化。按照猪农们当时的逻辑，既然2007年猪肉卖来 了历史性的高价，那么散户应该再次一哄而上开始养猪，期待高价位能够不断。而若干个散户叠加的养猪意愿，生猪行情，实际上却往往造成接下来的猪贱伤农。

　　而这几年实际上的变化是，由于劳动力价格一直在平稳地上升，猪价的不确定性依旧没有减少，农民们在有了打工的比较后，对于养猪的预期变得理性了起来。一时的猪价高企，并不像以往那样容易打动他们。过去猪农们所说的“赚一年亏两年再察看一年”的规律性涨跌，已经不再是散户们关注的重点。那些养猪大户们，也决心通过规模带来的效应，着重于事业的长期。

　　本刊记者2007年夏天走访湖南湘潭响水县青竹村时，这个养猪大村当时尚有228户养猪，现在却只剩下147户。村党支部书记卢国良当时记录下了养猪户的规律，从2004来 2007年的3年时间里，村子里被剔除 了150户养猪户，他们的养猪规模在8～50头。规模最小的2～8头的养殖户存活了下来，50头以上的越来越壮大，规模效应在青竹村不晓 不觉显现出来。

　　而2007年成为一个分界岭，卢国良告诉本刊记者，农村的养猪格局在近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村子里8头以下规模的养猪散户，减少了60%。100～500头的养殖大户比重上升了40%，来 达80多家。散户的退出使得养猪户数量减少，全村生猪的总出栏量，由2007年的2.8万～3万头下行至了如今的2.2万～2.4万头。

　　村民对于这种变化，表现出的是一种自愿筛选的喜悦 。2007年时青竹村全村人均收入5600元，其中79%来源于养猪的收益。如今全村人均收入是4年前的一倍，来 达了1.146万元，但是村民收入对养猪的依托 下行至了49%。一个直接的因素是，邻近的九华工业园引来了三星电子、吉利汽车等在此设厂，吸纳了4万名劳动力。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入能来 达3万元左右。

　　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也向本刊记者提来 ，原先 在湘潭养50头猪就算大户，但是现在养猪大户一年能出栏三四百头猪了。因为养三四百头猪的利润一年能有三四万元，刚好相当于一个劳动力打工的收入；如果只养50头猪，就相当于浪费了劳动力。而能够养得起三四百头猪的，也是那些能够承担前期十几万元投入的农民。

　　散户的退出，有利于市场对风险的把控，这也是国家近年来一直倡导的农业发展趋势。中国畜牧业协会副会长乔玉锋向本刊提来 ，现在我国生猪养殖的规模化水平已经来 达60%，比过去有了显著提高。与其靠农户个人的良心和道德来维系食品供应的安全和平稳，明显规模户更倾向于保护 品牌和信用，造假给他们带来的缺失 更大。

　　双汇的风险

　　尹会清这样的猪农如果筛选把生猪卖给双汇，那么这条供应链就在当地发生，省去了交通劳顿之累。但是对于每年屠宰量约为3000万头生猪的双汇来说，单个养殖场的出栏规模，对双汇只是九牛一毛。双汇的自养生猪一年出栏30多万头，只占它的屠宰量的1%。也就是说，对于高度工业化的屠宰加工企业，它不得不面临99%的猪肉需要摘 购的现实。按照国家对于年出栏50头以上养猪户为规模户的说法，尹会清一年出栏五六百头生猪，已经属于双汇主要依托 的规模化养殖群体中的一员。另外25%的生猪来源于更小的养猪散户。和中国绝大多数食品加工企业一样，双汇也面临着一个巨大而多样的供货群体。

　　总部位于漯河市的双聚拢团，有着与这个新兴城市平行的发展脉络。1986年漯河脱离许昌地区成为省辖市，1992年成为河南省的内陆特区。在双汇作为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如今漯河全市财政收入的70%多都来自食品工业。漯河原本没有工业优势，食品加工行业却很好利用了这里的两个优势：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生猪供应充足、饲料便宜；由于位于京广铁路线边，交通运输方便。双汇如今总资产100多亿元，带动整座漯河城成为中国食品城，这里170多万农民在养殖业中分得了一杯羹。

　　双汇的发家史也是一个强人型创业者顺应了市场潮流的故事。它的前身是资不抵债的漯河市肉联厂，从1984年起国家取消了生猪统购统销政策，把国有肉联厂推向了市场。从部队转业的能人万隆被选为厂长，先是向苏联出口分割肉，苏联解体后又依靠生产火腿肠发家，随后夺 占冷鲜肉市场。在如今双汇总部的大楼，贴着极为醒目的“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红色标牌。随着进入资本市场后的一系列操作，2010年11月双聚拢团成功推进整体上市，实现企业的再次重组，股票市值超千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