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出头的徐小军是村子里的猪贩子，也叫猪经纪人，挂着一脸近乎讨好人的笑容。他常年在邻近乡村走家串户，一边熟记各个养猪大户生猪出栏的情景，一边给他们带来敏捷的市场行情。零星的散养户信息在猪贩子这里集合起来，猪贩子多是村里人，与各家建立了坚固的合作关系，外来人很难插入这个熟人社会。徐小军说，在济源涌现的猪贩子诱导猪农添加“瘦肉精”的事情，太过于铤而走险，因为国家这几年对使用“瘦肉精”的处罚非常严厉。添加了这些兴奋剂的猪，皮儿变薄，肌肉外凸，走路不稳，村子的人是肯定 不会食 的。

　　在河南做了9年种猪销售生意的何钦(化名)告诉本刊记者，“这些‘瘦肉精’就好比白粉，有人乐意买就有人乐意卖”。河南添加了瘦肉精的猪比较多地销往上海、南京等地，它迎合了现代人不乐意食 肥肉的心理，猪贩子收购价每斤多出2毛钱，这样一车150头猪，猪农就能多挣6000元。何钦说，老憨厚实的猪农并不敢冒这样的风险，一样 是路子广的猪贩子，和定点屠宰场关系不错，也认识主管部门的人，“一些猪农觉得有人撑腰，就乐意去冒风险，一样 人可不敢，被挠 住很可能被罚得倾家荡产”。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有在村子里或邻近村庄流动的食品，人们才能保证它们的安全。何钦说，他晓 道在自己村子买的猪肉、鸡肉、面条是安全的，邻居们不乐意互相坑，可是从外边买来的东西，那谁也不敢说百分之百安全。这或许就像伦敦一位退休的杂货店主，在19世纪曾建议化学家阿库姆，“绝不要购买杂货铺研磨的任何东西”。制作者将胡椒直接倒在仓库的地上，然后将地上的污秽废物全扫起来，掺在胡椒里边售卖。于是就如英国人当年夸张描述的：“药剂师将有毒物质卖给啤酒酿造商，并为自己的无赖行为中意时，他每天在各种黑啤酒展览上饮 下的正是自己下了药的酒。啤酒酿造商的报应则是被面包师、葡萄酒商和杂货商们下毒。”

　　散户正在退出

　　尹庄村是个自然村，221户人家，将近1000人。它在漯河是个典型村落，因为这里地处平原地带，适合推广机械化种植，田地不像丘陵地带见缝插针似的东一块西一块。村民的住宅聚在村东头，大片麦田集中在一起，村子西头则集中了十几个养猪场。养猪场与住宅区的分隔，既保证了村民的居住环境，也可以防止给猪群带来疫病，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漯河养猪业比较于其他地方更为规模化。

　　对于近几年起起伏伏的行情，猪贩子徐小军看上去是个记性不怎么好的人，只是唠叨着如今能收来 的猪越来越少。他前年投入积蓄买了一辆改装的皮卡车，偶然用来拉剔除 掉的老母猪，大部分时候还是介绍收购者与猪农之间的生意，一头猪的介绍费从几毛钱来 几块钱不等，全依托 猪价的高低。

　　徐小军唠叨生意越来越难做，并非中国商人简单的自谦之辞。像他这样的猪贩子，生存主要仰赖于村庄里的养猪户。而散户的逐步退出，这几年已经在全国形成了明确的方向。一方面国家的政策明确鼓励 养殖规模化，一方面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养殖业的规模效应越来越强。

　　“现在村子里还有多少人乐意养猪？”尹会清和他的邻居们都说，邻近建筑工地上一个男劳动力一天能赚一百来元，女工也能轻易赚个四五十元，夫妻俩随随便便一个月就有三四千元的收入。最主要的是打工不承担风险，而养猪要时刻与疫情作斗争。尹会清记得，2000年左右疫情的传播并不严重，而现在一年比一年难防，“所以我们农村人有句俗语 ，叫做‘家产万贯，带四条腿的不算’，这猪说没就没了的”。疫情难防的因素之一，是农民总是偷偷摸摸地把病死猪卖来 市场上去，宁愿每头猪只卖一两百元，也不愿做无害化处理。病死猪一直在市场上流通，很多人并不在意，自己卖出去的病死猪或许就是疫情越发凶残的因素之一。

　　在2007年左右，尹庄村还与中国千百年来传统村落一样，几乎每家都养着两三头母猪。这两年随着人们逐步 盖起了新房，摒弃了猪圈建在院子里的习惯，人们本来就更乐意打工，喂着两三头猪的散养户就彻底舍弃 养猪了。集中在村西的养猪场规模则越来越大，最后固定在10家左右。这就需要原本兼业的农民做出一个筛选：来 底是彻底舍弃 养猪，还是把养猪当做主业来觅 求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