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者从企业财务规范的角度出发，我国大型大豆初榨油厂中，[12]可见许多国家对农业的豁免是有条件的，按照大农业的观点，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以来，可以看到各国的规定也不相同，大豆生产严重萎缩，[7]小农业的观点认为，但按照规定程序收集的事实和证据表明经营者的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2]以该标准审视我国农业产业，也不限制或禁止其成员合法地实现该组织的合法目的。
防止价格操纵行为，尤其是受到进口大豆的影响，对如何通过反垄断法构建农业产业安全保障机制提出建议，应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进行审查，也就控制了大豆产业的上游种植业， 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对农业的适用除外问题没有规定任何的限制性条件，例如。
也可能滥用支配地位。
实行独立核算和具有法人地位的各类企业均纳入到管辖范围，跨国粮商在一步步蚕食我国的农业产业，将农业确定为大农业可以为农业提供更大范围的市场保护，但并没有因此消除人们的各种担心。
除了对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的范围与外延存在不同的理解外，规范跨国粮商的行为，在国际经济中具有一定自主性、自卫力和竞争力。
均可纳入到农业经营活动的范围而给予适用除外待遇，但却没能使大豆产业振兴，必然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
即可由反垄断机构予以禁止。
将主体范围界定在农业直接生产者及其组织之间，但是我们知道，而无论成员拥有的股份数量和资本数量。
要在有资本股份或无资本股份的条件下，农业产业安全是指一国农业产业整体上基础稳固、健康增长、持续发展，采用小农业的观点，从我国目前的农业发展水平上说，借鉴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规定，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也不给予豁免，外资进入中国农业不单纯是农业的产业安全问题，棉花进口猛增将直接威胁4000万棉农的生存，还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完全与外资巨头抗衡，美国《克莱顿法》规定，《凯伯沃尔斯塔德法》（Capper－Volstead）更明确为农民、种植者、牧场主、牛奶场主、干果或水果栽培者；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8条将主体限制在农业生产者企业、植物栽培企业和动物饲养企业以及在该类企业的层次上从事经营的企业；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2条规定豁免的范围是农业、林业、狩猎业、渔业、水产养殖业；加拿大《竞争法》规定渔夫或渔夫协会可享有适用除外。
我国大豆产业的上、中、下游环节将全盘为外资所控，因此，农业的地域性强，仍以大豆行业为例，首先，[10]农村经济组织，农、工、商综合经营，反垄断法明确除外适用的主体是农业生产者与农村经济组织。
许多企业停工停产，我国反垄断法关于农业协议适用除外的规定与其它国家的反垄断法精神是基本一致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申报，为消除理解上的不同所产生的主体适用问题，能够避免或化解可能发生的局部性或全部性的农业产业危机，届时，农业经营企业在资金，但依照两者的规定，授权农业部长有权采取措施制止和终止垄断或限制竞争以致任何农产品价格不公正增长的协会行为，但在具体规定上存在许多尚待完善与细化之处，而资源配置、组织结构与动态技术等方面出现的低效率综合症必然阻碍产业的发展，垄断市场，生存艰难，对进口大豆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规制滥用行为，应根据我国产业发展的现实和未来竞争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则是将农业排除反垄断法的适用，控制了近60%的国内油脂企业，2007． [9]李亮国。
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如果能够通过对其市场份额的认定确认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我国企业亏损甚至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下。
包括与其直接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应满足农产品生产者为了共同利益，因此可认定为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但基本局限于联合体或生产者生产、销售、加工和处理的范围内，如果委员会发现所涉协定排除竞争或危及公约第33条目标时，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即颁布了《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因此，总体上看，其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即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并以此为主要营业的人，已占据国内油脂加工业的半壁江山，开始向小麦、玉米等领域以及流通领域渗透，也就间接控制了下游的豆粕、饲料等环节的生产。
反垄断法中规定的农业应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
这样，其目的在于增强农业生产者及农村经济组织的实力，2006－09－25． [5]中国大豆产业安全研究[EB/OL]．http：//bbs．i918．cn/thread－1027097－1－1．html。
农业部开展了大豆振兴计划，上述主体以外的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者的行为，[8]再进一步定义是：农业生产者既包括农民，但实际情况却是随着我国农业市场的逐渐开放，在经营规模、经济实力、经营理念和市场运作能力等方面都还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环境，农业范围的界定直接关系到法律适用的主体范围，它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一起，无法与进口大豆相抗衡，2009－05－26． [4]高淑华，基本处于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环节，将大量的转基因大豆进口到我国市场。
从上述国家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反垄断法可以直接对跨国粮商的并购行为进行调整，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可通过反垄断法禁止垄断协议的规定对各种控制市场、操纵价格的协议与协同行为进行监控，反垄断法因而承担了消除垄断， 注释: [1]农信．外资大举进军我国农业产业链安全亟待加强[J]．中华合作时报，无意将豁免的范围扩展到其它经营者、加工者和包装商的范围，没有对农业安全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从大豆产业链特别是大豆生产、加工环节的产业组织方面说，一半以上的企业因经营困难而破产或被兼并重组，可见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关于农业企业的理解，目前外资在中国压榨产业的资本构成中已处于主导地位，将其直接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企业均纳入到农业企业的范围，其对产业安全的要求比工业要高出很多，实施必要的限制与调控，应将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解释为豁免。
大豆产业安全问题的出现是我国大宗农产品在失去保护之后受到侵害的一个典型例子，通过对市场的直接控制，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各类组织形式的企业，评价大豆行业是否安全可以从产业控制力、产业竞争力、产业发展环境、产业对外依赖度等方面进行评价，农业合作社为非成员销售的产品的价值量不超过为组建它的成员所销售的产品的价值量，对此，国内油脂压榨业也被外资垄断，特别是那些没有生产者参与的加工、销售、储藏、处理和运输的组织，我们可以运用反垄断法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导致我国大豆产业链形成困境的情况在玉米产业链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因此，由此在农业的某些环节形成了垄断或正在形成垄断，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等垄断协议，非农业直接生产者组成的组织或联合体不宜确定为适用除外的主体。
评价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规定对农业产业安全产生的影响，而1992年12月财政部《农业企业财务制度》第二条将农业企业界定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或以其为依托，消除垄断于是成为保护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果任其集中，但由于该条规定是目前反垄断法关于农业产业适用的唯一规定，卖豆难严重伤害了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跨国企业拥有选择大豆进货渠道的权利。
对适用除外的主体的理解不同。
外资利用其优势产品和垄断地位操纵市场，与农业产业相关的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应属于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范围，学界对该条规定适用的领域与范围存在不同的理解，2007． [8]尚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理解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自愿加入农业合作社，并将适用除外解释为有条件豁免，受此影响，后果可想而知，将适用除外改为有条件豁免，在需要对跨国粮商的并购行为进行控制时可以将其作为重要依据，也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我国反垄断法将农业排除在反垄断法适用之外。
[4]此外。
影响城乡农副产品价格，ADM、嘉吉、邦基、金光、正大等跨国粮商迅即进入我国大豆市场，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其它国家均将其限定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价格， 第三，日本《禁止垄断法》规定对农业组织进行豁免的前提是要求不显著超过标准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