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满头白发的杜俊起看着纪念馆墙壁上挂着的黑白照片，似乎望向那个年代。归忆起当时的激情澎拜，他感叹地说：“可能正是年轻人的无晓 无畏，还有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才促使 我们义无反顾地来 一个完全生疏的地方创业。”

　　1955年10月，杜俊起的申请书在《天津日报》全文刊发后的一个月内，报名垦荒的青年就达7000多人。有的青年甚至写了血书，还有人守在团市委门口，不批准就不走。当杜俊起的申请被批准后，他和身边的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地哭起来。

　　当时，这股激情也在哈尔滨、河北、山东等地的青年心中燃烧。他们纷纷组织自己的队伍，前往北大荒。

　　年轻的垦荒队员还承诺，3年不拿一分钱工资，不花国家一个钱，把荒原开辟成万亩良田。他们也如当初承诺的那样，3年之内没有拿过任何酬劳，唯独的福利是每年过年两块钱的“压岁钱”。

　　那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画面强烈地撞击着苏彦山的内心，他摸索 过的“共青农场精神价值”问题，在脑中已经有了含糊的答案。他把共青农场的精神总结为“忠诚、奉献 、创业、拼搏”。

　　“要把这里建成北方的共青城。”1956年，胡耀邦来萝北看望垦荒队员时说。当苏彦山在泛黄的纸页上看来 这句话时，他突然觉得“眼前一亮”。他不仅触摸来 共青农场的精神脉络，更找来 了这里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正是历史给共青农场人的答案。

　　自从当上共青农场场长，苏彦山经常 因为考虑农场如何发展，“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他深感，如果共青农场发展太慢，“就会被历史甩来 后面去”。

　　这位年轻的场长把好了共青农场的脉络：一是要传承共青农场的精神气质；二是以“建设北方共青城”为目标，开始这片土地的二次创业。他认为，50多年前历史留下的声音，当代人应该去归应了。

　　一百年太久，只争天天

　　3年前，苏彦山在职工大会上提出“建设北方共青城”的想法时，不少人向他“泼冷水”。

　　“在一片嘲笑和质疑声中”，这届领导班子带着共青农场人，一步一步地在二次创业的路途中扎下脚印。

　　在此之前，“北方的共青城”是大胆的历史设想，从来没有人给它画出含糊的轮廓。

　　2011年年初，共青农场领导班子研究发展蓝图。他们编制出“1117”规划，即“一城、一馆、一基地、七大庄”。一城，就是红色共青城；一馆，即中国青年理想 垦荒纪念馆；一基地，就是全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七大庄，则是要建成7个青年垦荒文化建筑群。

　　尽管崭新的北方共青城愿景已跃然纸上，但是质疑的声音依旧没有平息。当时，在领导班子会上，就有人没底气地说：“要完成这个规划，至少需要一百年。”

　　或许，这样的担忧并非毫无缘由。在通向北方共青城的路上，会面临各种现实的“栅栏”，比如资金，比如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拆迁问题，等等。二次创业并不像喊口号那么轻松简单。

　　尽管时代的境遇已大不相同，但是共青农场的两次创业却有着相似之处。无论是开辟荒地，还是建设北方的共青城，均是向未晓 领域开拓和进军，也几乎都算是“白手起家”。

　　时过多年，说起当年的垦荒经历，两鬓斑白的老垦荒队员荆焕峰哈哈大笑起来：“当时就是傻呀！”

　　年轻人无晓 无畏的浪漫主义情怀，遭遇的是最残酷的现实考查。苏彦山形容当年萝北荒原的生存条件，是“绝苦”。

　　1955年，年轻的拓荒者真正踏上萝北荒原，才晓 道“荆棘丛生、沼泽遍地、野兽出没”，究竟是怎样一幅令人恐惧的图景。

　　当时的萝北县，总共才2000人，全县只有一栋砖房。垦荒队员初来 这里，只能住在自搭的窝棚和马架子里。

　　北大荒的冬天，气候降至零下40多摄氏度。他们晚上睡觉时要裹着棉衣裤，把头埋在被子里。第二天醒来，被子里外都结了一层冰霜，硬得叠不起来。

　　来 了夏天，日子同样不好过。蚊子、小咬（当地土话，一种昆虫）、牛虻“三班倒”，轮流地招惹人。虫子往头发上蹿，手一挠 ，皮肤就肿起一个包，“钻心地疼”。大夏天干活儿，他们也要穿上长衣长裤。

　　不能归避的历史情节是，当时也有部分垦荒队员因为无法忍耐艰苦，想卷起铺盖儿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