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蕾表示，价格上涨的背后推手是国际基金。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公开的持仓数据看，2014年1月以来，CBOT大豆期货净多持仓不断攀升，净多持仓从1月7日142263张增至2月25日211816张，创下阶段新高，增幅高达49%。

　　在下游需求低迷的情景下，如果 高位点价，大豆加工企业将面临压榨巨亏。因此，大豆贸易和压榨企业均渴望 能推迟船期或洗船——即通过与卖家贸易商协商将进口大豆转卖。

　　“洗船并不是违约，它是买卖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也是中国大豆压榨行业普遍存在的情景。2014年一季度许多企业都在尽可能地洗船，因为按照当前的价格，进口大豆亏损比较严重。”据国际粮商路易达孚公司相关人士介绍，由于国内需求不振，油粕价格低迷，今年中国进口商“洗船”的行为已经不断了很长时间。

　　中纺粮油负责人表示，中粮集团和益海嘉里等企业就将一些进口大豆转卖来 欧洲，洗船的费用大致十几美元/吨，而今年1月开始压榨亏损在四十美元/吨并连续走高。但洗船需要对手方，美国等其他国家需求有限，美国能接受的洗船量大约只有100多万吨。

　　而进行大豆贸易融资的企业，因为国内大豆压榨行业在亏损状态下普遍对大豆需求不佳，很难在国内找来 买家，因此也就很难再像前几年那样快速归收资金流，所以在资金紧张和国内买家难觅 的背景下也开始洗船。而少数抗击风险能力较差的贸易商最后因银行对“大豆贸易融资的企业”停开信用证，只好在洗船的基础上进一步筛选了影响信誉的“违约”。

　　话语权旁落国内企业境外暴露底牌

　　本次大豆洗船、违约事件的爆发，让人们纷纷将思绪与2004年那一次大豆风波联系起来。2004年大豆危机中，在国际资本运作下，CBOT大豆价格剧烈震荡，先是暴涨超过96%，使大量中国企业在高位摘 购，养猪网，随后快速归落约50%，使高位接货的中国企业陷入巨额亏损，大量企业停产甚至倒闭。而四大跨国粮商ADM、Cargill、Bunge、路易达夫等则趁机入场收购或参股了我国70%以上的停工或倒闭企业，一举完成了对中国内地市场的布局，2006年4月，外商独资或参股企业大豆实际压榨量占中国的60%左右。

　　与2004年不同的是，本次事件中违约规模远低于十年前，更多企业和贸易商更倾向于与卖方协商推迟船期或洗船；二是违约主体不同，十年前是油厂，本次是融资贸易商；三是定价模式和逼仓节奏有所不同。当时国内大豆压榨企业摘 用的都是“一口价”定价模式，即签订摘 购合约时便确定交易价格，这种模式下，大豆价格上涨后下跌将导致高位接货的企业陷入亏损境地。

　　而近年来，“一口价”定价模式逐步为美国粮商主导的“期货价格+升贴水”的基差定价模式所取代，即进口商在签订大豆进口合同时，并不直接确定大豆价格，而是与出口贸易商确定将CBOT某月大豆合约作为标的合约，约定未来以该合约的期货价格为合同基础价格，然后加上一个升贴水价格，在装运货物前确定标的合约计价日期进行“点价”结算。

　　这种定价模式下，对进口方最为不利的局面就是豆价先跌后涨，如果进口方在低位没有点价或不反向进行期货套保锁定成本，最后会被迫在高位点价结算。因此，和十年前不同的是，在定价模式改变的背景下，国际基金逼仓模式也有所改变，此次美豆价格从先涨后跌改为先跌后涨。

　　“美国基金之所以敢再度上演逼仓，最大的底气还是因为跨国粮商对中国买家情景的了如指掌，清楚地晓 道中国买家在近月合约上有大量未点价盘。”永安期货副总经理石春生指出，国内大豆进口除个别大型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之外，大多数企业直接或间接通过国际粮商进口（2011年通过国际粮商的进口量占70%左右），在国内企业缺乏议价能力的情景下，造成了进口数量越多、进口依存度越高、国际大豆价格对国内大豆价格影响力越强的局面。而目前国内期货公司尚未完全走出去，中国买家普遍通过国际粮商在CBOT进行点价，国际粮商可以轻易把握 中国买家的已点价头寸和未点价头寸情景，使海外资金有天然优势进行逼仓。

　　同时，国际上ADM、Cargill、Bunge、路易达夫、丸红等国际粮商垄断了全球的大豆贸易，这些企业普遍具有强盛的研究团队和数据搜集整理能力，也有着完善数据整理体系和悠久的数据搜集整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