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明国
上海“漂流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结果以由嘉兴的8位养殖户成为最终买单者，确实让人有点意外。因素是由上海提供的猪尸上的17个耳标(动物电子标签)，除信息缺失外，8个耳标均属于嘉兴养殖户，各养殖户因此被分别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但是，嘉兴市相关治理 部门始终保持：不排除嘉兴河道中的死猪漂入上海，嘉兴以外地区的死猪也有流入。事件仿佛完结，但事件中的故事耐人觅 味。
基层防疫力量薄弱
随着养殖业的连续壮大发展，养殖业引发的环保问题也逐步 凸显。科学养殖请求养殖密度要合理，养殖密度太高不利于畜禽健康成长。有报道指出，黄浦江死猪或许正因为“养殖密度高”导致死亡，并且处理不当，随意遗弃，对环境的污染都不可小觑，从养殖户来 相关监管部门，是否对养殖也可能产生污染作了充分预案？从源头的饲料，来 养殖过程中的安全控制，来 养殖业产生的垃圾废物处理，是否都本着保护 公共利益的宗旨进行？
一些地方制定了对死猪处理的补贴政策，如每头20公斤的死猪可获补贴80元，但事实上，这项补贴政策很少得来 落实。根据嘉兴市公开的数据，2012年全市共无害化处理死猪32.56万头。作为传统的生猪养殖密集区，目前嘉兴全市的养猪户已经超过了10万户，生猪行情，全年的生猪饲养量是734万头，按照当地畜牧部门的说法，生猪的常态死亡率约为3%，现有的近600个处理池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对死猪的处理需求。
嘉兴南湖区计划兴建一个病死动物湿化法无害化处理中心，对全区的病死猪进行统一处理，这被视为上策。该项目总投资分析为1635万元，计划2014年建成。然而，这样一个无害化处理中心，面临选址困难等诸多障碍，目前还只是停留在设计阶段。据报道，由于兽医师紧缺，当地活猪出栏前的快速检测只能是在各村聘用“协管员”承担。平时，大多数农户一样 都是自己给猪看病。一旦发觉猪有染病征兆，养殖户就会马上给猪加量喂药。另外，猪饲料中加抗生素添加剂也不稀奇 。基层公共卫生防疫力量可见一斑，防疫力量需要大力加强。
应急预案缺失
嘉兴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负责治污的工作人员王贤军称，全村有1400多户，家家都养猪，生猪养殖占全村居民收入的85%。全村已建猪舍面积43万平方米。自2012年冬天以来，死猪现象反常 严重，记录显示，1月份10078头，2月份8325头，平均每天300多头。他表示，有的乳猪得病，一死就是十几头。收集的死猪消毒掩埋，但因为村里的土地有限，没有这么多地方掩埋。
有趣的是，《焦点访谈》揭露“死猪漂流”的因素是死猪贩子被挠 。如有一贩子买卖死猪几年“赚”了800多万，死猪的去向是当“鲜肉”卖，或做成“食品”卖。当地村民把死猪卖给贩子，一头可得50元。但2012年终于摘 取行动，判处一批贩子后今年就没人“收购”了。
值得注意的情景是，“没有疫情”与“没有乱弃”是两码事，“没有疫情”与这些死猪有没有污染风险更是两码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突发事件进行综合评估，初步判定 突发事件的类型，提出是否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建议。问题是，漂流猪事件还没有制定应急预案，启动预案也就无从谈起。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属地治理 的原则，切实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追问：死猪事件的背后有无行政不作为，监管不给力等隐性原因？嘉兴媒体也曾报道当地养殖密度大、环境透支严重、少数养殖户随意丢弃死猪现象，为何直来 黄浦江上突然漂来大量猪，才引起多方关注？生产、养殖方式的改进，环保意识、动物防疫问题的强化培训、无害化处理的奖补措施等，有多少可以多部门主动合作的工作被长期忽视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对应急反应措施中各级人民政府职责的规定，要组织和谐 有关部门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本行政区域却成了应急处置的一个束缚，在漂流猪事件超越一个行政区域规定的时候，政府间的共同行动却显然缺失。
面对该突发事件，各方轻描淡写式的归应让人很无语。上海有关部门开始只是称这是从浙江漂流下来的死猪，言下之意，与上海无关；然后又声称“上游无疫情”，现在又自相矛盾地说“疫病非人畜共患”；当地水务部门表示水质达标，“数据常态”。面对河面上来 处飘浮着死猪，河道两岸垃圾肆虐的场景，这样的结论明显难以服众；本来应该承担主要调查职责和善后处理的环保部门却向公众哭述困难，声称由于死猪数量太大，本地已难以处理。浙江农业厅的“冻死说”和“习惯说”，更是难逃推卸责任的嫌疑。农业部“无大规模动物疫情”和“已做无害化处理”的说辞，也涉嫌瞒报事实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