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混料饲料厂的短命是合作社陷入逆境的重要原因。在谈来 饲料厂的失败时，潘陆平将其回结为两点：一是预混料技术门槛其实很高，合作社的饲料厂在技术上达不来 请求；二是很多大户社员有自己的预混料供应渠道，而且可以压供应商一批资金，如果使用合作社的预混料，则第一 就要清欠对供应商的欠款，这是大部分大户社员不情愿 的。而有些社员则告诉记者，合作社的饲料被一些领导来 处赊欠也是饲料厂失败的重要因素。不管如何，因为资金链断裂，合作社饲料厂磕磕绊绊只保持了1年半就停产了。随之而来的是渴望借饲料厂赢利来做强合作社计划的破产，“统一饲料供应”最终成为空谈。

　　而“统一销售”对大户社员们来说也是形同虚设，他们一直在按自己的渠道进行销售。“统一确立余江生猪品牌”更

　　是遥远。除了在信息和技术服务上合作社做来 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外，“五个统一”最重要的部分大都只存在于合作社的计划书中。因为还要连续地支付技术服务费用和办公费用等，2004年下半年，合作社在财务上陷入窘境，社员股份分红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有些社员因此对合作社失去了爱好 。至此，初始意义上的生猪合作社相当程度上已面目全非。

　　2005年春，合作社召开了第二届社员大会，同时还挂上了“余江县生猪产业协会”的牌子。此时，社员交纳的不是可以保息分红的股金，而是为服务而支付的会费。老社员的股金则抵交会费。虽然社员的规模此时已扩大来 118户，虽然还保留了合作社的名分，但实际上合作社的产权结构已不复存在，合作社已演变成了一个纯粹服务性的协会。

　　无奈中的迷惘

　　4月30日，记者在余江摘 访时正好碰上了合作社在召开理事会议。虽然有所遗憾无法进入会场以及摘 访来 顿时要去上海的合作社董事长徐等福，但记者还是想法拿来 了本次理事会的文字材料，而材料上的费用收支则让记者充满 了爱好 。

　　按照这份材料的表述，2005年生猪合作社（养猪协会）收取会费总额为94400元，会费支出总额也是94400元，其中技术培训开支15600元，换届选举净支出19435元，外出考察调研开支21280元，看望理事成员及春节走访开支5180元，办公费用开支18000元，先进单位奖品及奖牌开支3704元，冲减2004年前期费用11201元。不难看出，目前合作社收取的会费除坚持自身的运转———三个常设人员的办公及信息、技术服务外，还不得不担当起冲减合作社前期亏损的重任。

　　在接受记者摘 访时，合作社总经理潘陆平也对这份财务报表深感败兴和无奈，同时承认合作社未能顺利实现内生性成长是其最终演变成协会的根本因素。潘陆平反思说，从更深层次看，生猪合作社的演变，是因为他们的计划有些超前，对市场的复杂性估量 不足。“当余江的养猪企业还没有彻底成长的时候，社员的目光往往更专心于自身，他们不可能与其投入股金甚少的合作社保持 步调完全一致，‘五个统一’因而注定难以施行。在这种背景下，把合作社变成企业来做明显是困难的。”

　　但如果等来 社员企业彻底成长了再来组织合作社，合作社又有多少存在的必要？社员企业是否可能投入更多的资金来 合作社来，从而提高他们对合作社的激情？如果能那样做，那合作社是否又变成了一个股份制企业？是否与纯粹的股份制企业相比，合作社的区别就在于它还有服务的功能，与纯粹的协会相比，合作社的区别又在于它有企业的纯利功能？合作社一定比协会更有效吗？对于这些问题，潘陆平仿佛有些茫然。

　　然而，潘陆平仿佛并没有因此冷却对合作社的热情和期待。在潘陆平看来，虽然合作社5年来的运作远未来 达初衷，但它对余江生猪产业的奉献依然功不可没。“起码每月雷打不动的技术培训造就了一批养猪能人，合作社的声势也在余江形成了浓厚的养猪氛围，”潘陆平说，“目前余江的生猪产业在江西已位列前三甲，实现产值近4亿元人民币，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这里面当然得记上合作社一功，也解释在宏观背景上合作社的发展是有前途的。”

　　或许因为这些，相关政府部门对合作社也一直在给予扶持。余江县农业局一直免费为合作社提供办公室，2004年江西省农业厅给了合作社4万元技术推广费，2005年农业部将合作社列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点”，并提供了15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技术推广、检测仪器设备及品种改良等。而合作社近两年还一直在做利用猪粪制造生物有机肥的项目申报，渴望借此获得国家环保项目资金，解决社员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因之，无奈的潘陆平们也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了政府的支持上，渴望 借此项目把合作社重新办起来，然后吸引更多的养猪企业、更多的资金入社。

　　“但这个项目能否实施我们没底，新时期的合作经济本身就是个探索，我们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临别时，潘陆平这样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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