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开始养了30多头猪，高峰期达到5000多头，直到去年因非洲猪瘟一头未剩。徐应星养猪的10年，从一贫如洗到有钱可赚、又到负债130多万元。
“我只是一个养猪的。”徐应星说，他今年39岁，头上新添许多白发，他又开始养猪了。
洪水中的猪场
7月7日、8日两天，江西省多地降下暴雨。在鄱阳湖东岸的小山村徐早湾，暴雨引发滑坡，冲垮了徐应星养猪场的围墙。
“坏了！”8日一早，徐应星发现倒掉的墙是防鼠墙。这堵墙去年刚建好，是为了应付非洲猪瘟的，墙体贴着瓷砖。老鼠会携带非洲猪瘟病毒，为此，猪场围墙内的地面全部以水泥硬化，让老鼠难以落脚、打洞。
非洲猪瘟对猪的致死率高达100%，病毒可通过飞沫、食物、餐厨垃圾等渠道传播。猪瘟疫情出现后，徐应星要求场里的员工吃住在场内，减少接触传染风险，基本吃素，偶尔吃条鱼改善伙食。
猪场里120头母猪让他严阵以待。他去年年底从赣州采购这批繁殖种猪，每头7500多元，均已配种受孕，母猪们承担着偿还债务和贷款、“复兴”徐家猪场的重任。
徐应星说，现在这批种母猪的种用价值达到3万元一头，如果这些猪再出问题，他肯定没资金买了。
近5年，当地发了4次洪水。7月12日，鄱阳湖洪水漫过堤坝，一夜之间把徐早湾围成孤岛，通往青竹村集镇唯一的水泥路被淹没在水底。
村里只有那条路能走机动车、运送饲料、转运生猪。还好在7月初，徐应星曾提前买进10吨饲料备用。
交通中断的情况在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时出现过。因为养猪，近年几件大事徐应星都赶上了，几乎每次都能给他的猪场带来“灭顶之灾”。
就拿洪水来说，眼下，饲料还能再撑个把月，如果下个月洪水还不退，他就要用木船运送袋装饲料进场，还得用工人肩扛背驮，每吨饲料成本要增加约2000元。
母猪已进入繁殖期，如果被这场规模超过1998年的大洪水继续围困，该卖的猪就运不出去——猪可坐不了小木船。徐应星每天都要到被淹的路口察看水是否退了。
徐应星还记得，2016年4800多头猪处于“繁殖-育肥-出栏”的时期，洪水断路，该出栏的猪运不出去，每栏本应容纳50头的猪舍内陡增到80头猪，最终挤死、热死400多头猪。
他估计，今年应该不会出现挤死的情况——所有猪已在去年7月底“处理”，目前他总共只有100多头母猪。“这算是因祸得福吗？”徐应星苦笑。
猪场外的黑天鹅
为减少人员接触带来的染病风险，7月25日，徐应星带着两名工人在猪场外围安装全自动进料设备。
猪场围墙以内的事，徐应星不谦虚地称自己是“专业的”。
非洲猪瘟疫情在国内出现后，徐应星只购买散装饲料，“像拉煤那样，出饲料厂直接装到车厢里”，输送到猪舍。
猪场外所有不确定因素中，徐应星依然最担心非洲猪瘟。
徐应星的猪场属于自繁自养类型，最多时有300头母种猪，可保持4500到5000多头猪存栏，规模在湖口县一度排到前三，去年因非洲猪瘟全军覆没。
养猪场坐落于人口不算稠密的山村，有隔断疫情的地理优势。即便如此，徐应星也未敢大意，他对猪场内所有人进行封闭管理，在村口、路中、猪场大门设置三个消毒点，为运饲料、收猪的货车多次消毒。
猪舍覆盖笼网防鸟携带病毒进入，工人每天烧碱水，绕着猪场外围消毒。
2019年6月底，徐应星还是不放心，打算到九江市买一辆二手货车，以后每次卖猪时，先中转到村外，再让收购商装车拉走。还没买到车，徐应星接到猪场技术员电话：有头猪高烧不退、不吃料，打了两天针依然不见效。
技术员将病猪解剖，连夜采样送到武汉。经过检测，这头猪确定感染非洲猪瘟。
近5000头猪卖的卖、埋的埋。徐应星出售那些未染病的成年猪后，和十几个村民把近2000头小猪赶到山沟里，钩机在那里挖好了3米多深的大坑。
疑似病例被深埋，只剩下猪舍3楼的猪未感染。当时，徐应星让两个员工吃住在3楼，不与外界接触，但未过一个月，3楼的猪也没逃过厄运。
猪场清空时，徐应星坐在台阶上盘点账目，算下来，欠债130多万元。他又成了20多年前的穷小子。
上一次资金链断裂还是2016年。徐应星扩建养猪场，把母猪存栏量扩大一倍，2017年下半年全部完工，花费资金约600万元，
农村的猪场不能抵押，很难贷到大额贷款。即使是政策性的惠农贷款，一般也需要找两个“吃财政饭的人”做担保。
市场产业链起了作用。3家长期向徐应星供应饲料的企业为他做了担保，徐应星贷到了220万元资金。
养猪不是梦
非洲猪瘟攻占猪场前，徐应星雇了10余个本村农民专职养猪，工资开到每月4000多元，“管吃管住，这是纯收入。”猪舍清空后，他们离家到外地打工。
23年前，徐应星和他们一样在外打工。1997年7月，徐应星初中毕业，成绩中上。他的梦想是学医，可回到只有两间土坯房的家里，徐应星难以向父亲开口——当时，高中学费加上在城里吃住一年的费用，要6000多元。
土坯房在1998年的特大洪水中倒塌。1998年的洪水水位没有今年高，但水势比今年更为迅猛，“雨跟瓢浇一样”，徐应星看着自家房子塌在洪水中，还好家里没什么大件，全家人跑到高地上躲过一劫。
村里除种植以外没有其他产业，男孩子到徐应星这个年龄，似乎无一例外出去打工、挣钱建房、娶妻生子。
徐应星准备跟着同村大人到浙江余姚，那里“活儿多、结钱快”，吸引许多江西九江农民去谋生计。
路费不够，徐应星到本村工地上当了一个月小工，担水泥、搬砖头、上石子，一天挣10元钱。
1997年7月，徐应星卷起两件毛衣，揣着300元，顺着山间小路步行到湖口县城，坐大巴车去余姚。
半路上，司机和卖票的人强迫乘客下车吃饭，一顿饭30元，这让徐应星第一次感到“强烈不平衡”。“那饭3元都不值，但是不吃不行，司机会打人，自己又弱小。”
在余姚打工10余年，徐应星娶妻生子。2010年，孩子该上小学了。他们的祖父母身体不好，徐应星夫妻俩只能让孩子在工地上跑来跑去。
没坚持多久，徐应星就带着全家回到徐早湾，先让孩子入学。
离开余姚前，他带着几个老乡参与修建了一座“万头级养猪场”。
“我们养猪吧，反正我知道养猪场怎么建。”徐应星说，妻子周水英拿出两人全部积蓄4万多元。这点钱明显不够。
打工10余年，徐应星带人干活儿不耍滑头、按时结钱，在村子上“有个好信誉”。靠信誉，他从镇上赊来石子、钢筋、水泥等建材。正巧中国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正在镇上宣传“四户联保”农业贷款，“没有担保，就是靠信誉”，徐应星和大哥徐应林、好友徐兴中、徐艳春一起贷款12万元。
徐应星兄弟两家的责任田换来20亩荒地，可以连成片，也靠近村子的主路和高压线路，“路和电对建猪场都很重要”。
最终，这支小队伍凑了20多万元，徐应星头一次拿到这么多现金，手都在抖。铲完地皮、打好地基，钱已经用掉一半多。等800多平方米的猪舍建好后，徐应星手头没钱买猪了。
村里老人带着他翻过山，到隔壁都昌县一个远房亲戚家找人帮忙——那里有个在九江市都能数得上的养猪大户。
养猪大户将徐应星的猪场作为种猪繁育基地，租金每年5万元，徐应星和妻子在猪场当工人，每月分别拿1500元和800元的工资。
“咱不懂养猪，说白了就是给人当学徒。”徐应星很感激那位养猪大户，“这些工资在当时来说比较低，但是在农村如果没病没灾，照顾俩孩子可以过得去。”
跟着100头种猪到来的，还有3位技术员。3年过后，徐应星技术学到了，租金和工资加起来的30多万元却一分没收到——都昌养猪大户扩张过快，没撑过“猪周期”的猪价低谷，资金链断裂，抵给徐应星30多头母猪还债。
徐应星记得很清楚，那是2013年中秋节，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猪。
养猪经济学
“猪多了便宜、猪少了就贵，这是铁的规律。”没有读过经济学专业的徐应星，对“猪周期”有自己的理解。
在徐应星眼里，中国的养猪产业，是由若干大型养猪集团和千千万万个类似徐应星这样的中小型养猪场组成。
一头百斤重母猪进栏到育肥猪出栏，需要15个月才能产生效益。
种猪产下猪仔，猪仔育成肥猪，母猪培育成种猪、肥猪出栏换来资金再引进优质种猪、扩大生产……徐应星的猪场融入市场循环体系，尽管处于产业的末梢，但也时时受到整个市场变化的影响。
2016年、2017年，行情连续好了两年，“非常不得了”，徐应星扩建三层现代化猪舍、两层办公住宿楼。
徐应星理解的“行情好”，并非如今年生猪、猪肉价格双双暴涨，他反而认为，“现在的高价是不正常的、不可持续的”。
他觉得，养猪能获得正常的利润即可，“有钱赚，不受穷，给大家开得起工资，不用把父母子女留守在家外出打工”。
从2013年到2018年上半年，徐应星的猪场发展势头良好，
村民来猪场上班的人数也水涨船高：2013年1个，2014年4个，2015年5个，2016年8个，2017年12个。
按拥有的资产价值计算，徐应星当时身价“过千万”，不过他深信老话说的“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从古至今，养猪风险性就很大。
2017年、2018年，环保风暴席卷全国，多个省份出台禁养限养生猪规定。为保护水源，江西省要求环鄱阳湖1公里禁养，3公里范围内限养。
当地环保局也来他的猪场查看过，这里没有任何粪污处理设施，明显不合格，督促他尽快建设污水处理厂。
“要一次性投入150万元左右，运行起来每年大约30万-50万元。”工业化处理污水，徐应星实力达不到。但是环保说到底是好事，他的养猪场也经常被附近居民投诉，“露天存放猪粪，臭气熏天，滋生蚊蝇”，自己生活在附近也不舒服。
徐应星听说江苏省宿迁市有一种水芹菜吃肥、治污很有效，对肥料需求极为旺盛。
徐应星请湖口县环保局、农技站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去调研，引进水芹菜治理粪污。
2018年底，徐应星从村民手中流转300余亩土地，建立“常规有土种植与自然水体无土种植”结合的种养结合生态模式，水间种菜，水底放养鱼虾，除了猪场内的猪，岸上养牛、羊、鸡、鸭、鹅，粪便化成肥料。
徐应星消灭了有味道的猪粪。“以农业的方式解决农业的问题”。
“这300亩地能达到收支平衡、自给自足就好。”徐应星说，相当于节省一个污水处理厂的钱，只是还欠缺与养猪场规模匹配的土地、水域和资金投入。
生态园主要支出包括6名贫困户在内的30多名村民的工资，去年出售种养作物利润40多万元，“工资发了50多万元”。
“养猪是一件很自由的事，我很愿意养猪，只是因为疫情，暂时不能出猪场。”徐应星说。
去年年底，政府又开始号召养猪。徐应星把猪场看作“下蛋的金鸡”——只要设备还在，就可以“从哪跌倒从哪爬起来”。他还听说，本地政府出台了鼓励养猪的引种补贴，就上报了材料。
就在这几天，徐应星猪场内120头母猪开始产仔。他期待下半年不出意外，让新的循环顺利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