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养猪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较2012年峰值已缩减近千万头，但生产效率实现大幅跃升，整体提升约30%，PSY（每头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已达到26头。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养猪大省山东逐步转型为“专业育肥大省”。为探究非洲猪瘟（ASF）疫情对中国生猪产业格局带来的深远影响，2024年11月，笔者对山东省生猪养殖市场开展了实地调研。
调研结果显示，山东省商品育肥猪出栏量目前已恢复并超过历史峰值。推动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二次育肥（简称“二育”）与专业化合同养殖两种新兴模式的快速崛起。二者之间的竞争，实则是生产效率、产业韧性、环境可持续性及社会经济影响等多重目标的综合权衡。
生猪养殖
一、二次育肥：资金与行情的博弈场
二次育肥，指的是养殖户购买已达常规出栏体重（约120公斤）的生猪，继续饲养至150公斤以上再出售，以博取价差利润的短期投机模式。其时间窗口多集中于生猪110–130公斤阶段，此时猪只仍具较强生长潜力，增重效率高，一般延长饲养2–4个月可增至150–180公斤。
从事该模式的主体多为栏舍闲置的中小养殖场，它们生产调度灵活，更易实施短期投机。技术方面，需调整饲料配方，提高玉米、豆粕等高能量原料比例，并控制饲喂频率以防过肥。在多数人眼中，二次育肥并非高科技，更多是资金与市场预判的博弈。
笔者在临沂拜访了两位从事二次育肥的经营者Z总和C总。当地母猪场稀少，但屠宰场密集，约达上百家。据他们介绍，当地从事二次育肥者众多，仅Z总一家年中介量就达约10万头，他自有两个场，可饲养3000余头。
问及当前主要挑战，Z总坦言最关注行情波动，这是决定二次育肥盈亏的关键。对于疾病，他表示虽有关注但并非首要担忧，猪胸膜肺炎、蓝耳病和猪流感仍较常见。因饲养周期短、可随时出栏，疾病风险在二次育肥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生物安全投入也非优先选项，“赌性”与资金实力成为这一模式的鲜明标签。
当然，除“赌性”外，从业者往往也积累了独到的市场经验。二次育肥在山东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当地发达的屠宰网络、便捷的物流以及从业者敏锐的市场嗅觉和资金实力，构成了其开展“价格投机”的基础。尽管常被视作“缺乏科技含量的资金游戏”，其规模效应仍不容忽视。
二次育肥面临的风险
政策因素
从产业链视角看，二次育肥易扰乱市场信号。养殖户囤积本应上市的生猪，会造成短期供应紧张的假象，推高猪价；而集中出栏时又引发价格踩踏。这种人为波动干扰了整个产业的产能规划，屠宰企业生产节奏被打乱，终端肉价稳定性也遭破坏。
2025年7月23日，农业农村部召集养殖与屠宰龙头企业座谈，明确提出严格落实产能调控，合理淘汰能繁母猪，适当调减存栏，减少二次育肥，控制出栏体重，严控新增产能。牧原股份表示已积极响应，自2025年5月底起不再向二次育肥客户销售商品猪。数据显示，牧原能繁母猪存栏已连续两个季度调减，第二季度末降至343万头，减少5.4万头。新希望集团也于2025年6月通知禁止商品猪流入二次育肥，违规者将受处罚。
疫病风险
二次育肥伴随生猪多次转运与跨场饲养，成为非洲猪瘟等疫病传播的重要风险源。据统计，二次中转导致的疫情传播风险高达43%，远超场内中转（29%）。频繁运输与跨环境接触极大增加了疫病扩散可能。
粮食安全
二次育肥的料重比高达3.5:1，比直接育肥多消耗25%的粮食。全国每年因此浪费饲料超过1800万吨，相当于1.2亿人全年口粮。
二、专业化放养：产业链价值的极致整合
放养模式并非新生事物，但与二次育肥的“短平快”不同，它构建了一套更为复杂的轻资产运营体系。其本质是放养公司提供猪苗、饲料、兽药、技术与管理，签约农户负责饲养至出栏体重，公司再按约定价格回收。
多年前，部分头部企业已尝试“公司+农户”模式，但成功者寥寥。如今该模式在山东焕发新生，原因何在？
（一）放养公司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笔者拜访了潍坊的两家放养公司负责人Q总和H总。他们均十分年轻，据称仅附近片区就有放养公司一二百家，规模小的几千头，大的达数百万头，甚至有企业计划在2025年将放养规模扩展至千万头。言谈之间，感受到这一领域的旺盛活力。
放养公司最关注的是猪苗质量、养殖户的素质与管理水平，以及团队执行力。他们详细分享了与各大集团合作的历程、各类养殖户情况、放养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与当地部门、养殖户有效沟通。
他们对蓝耳病尤为关注，表示如有稳定的蓝耳病双阴猪源，愿长期合作。放养模式在山东的兴盛，既得益于当地特殊条件，也源于从业者聪明才智，将产业链的价值增值与分配机制发挥到极致。
有分析显示：一个饲养5000头左右的农户，夫妻场规模以每批1000–2000头为宜，代养费从2024年的1.9元/公斤涨至2025年的2元/公斤。放养公司还设置了科学激励：成活率95%以上、料重比2.6以下，超额完成者给予奖励。这种精细分工显著提升了养殖效率。规模猪企PSY达25头以上，断奶仔猪成本控制在260元/头，育肥料重比降至2.4；而传统自繁自养模式的造肉成本为14–17元/公斤，料重比2.8–3.2。放养模式在效率上显著优于传统散户。
（二）母猪场的“回流”建设
据山东业内人士信息及公开数据，2024年以来山东新涌现四百余家放养公司。优质猪苗是竞争关键，因此部分公司在全国寻源，也有企业瞄准福建——该地区养猪理念先进，协会组织有力，蓝耳病双阴仔猪供应充足，备受放养公司青睐。
就在大家四处寻找猪苗时，已有具备远见的企业以较低价格回流山东，租赁或购买原有母猪场，改造后重新饲养老母猪。他们认为，行业最终的竞争仍将回归本质：效率与效益之争。
（三）母猪放养走向专业化分工
在主流认知仍停留在仔猪放养时，山东、河北等地已出现“母猪放养”的专业化公司：有的专供后备母猪；有的负责配种并饲养至重胎期；还有企业引进重胎母猪，分娩断奶后转移仔猪和母猪，循环运作；此外还有常见的代养公司。各种组合与发展令人眼花缭乱。
这些新模式的出现，背后是强大的产业链整合能力。其整合逻辑在于因地制宜、极致专业分工。为避免非洲猪瘟导致“全军覆没”，他们在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基于明确的盈亏逻辑进行运营。
三、“山东模式”的土壤：天时、地利与人和
山东二次育肥与放养模式的爆发并非偶然，其成功根植于独特的地域产业生态：
农业规模化基础良好：山东在猪、禽、鸭、果蔬等领域规模化程度高，吸引多元产业资本投入养猪，提供资金保障。
契约文化深厚：齐鲁大地悠久的契约精神，加上家禽巨头长期实践，为放养模式奠定了信任基础。
配套体系完善：密集的饲料厂、兽药疫苗企业、屠宰场和运输网络构成高效产业链闭环。
新一代从业者崛起：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农人”具备产业链经验、资源整合能力和商业敏锐度。
四、生猪产业格局在“山东模式”驱动下重塑
在“山东放养模式”推动下，传统养猪产业带正经历“南猪北移”。产能从南方疫情风险高、环保压力大、土地紧张的区域，向北方土地广袤、环境承载力强、生物安全条件更优的地区转移。
黑龙江是复制“山东模式”成效最显著的省份。该省借鉴山东经验，大力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的“公司+农户”放养体系。2024年，该省生猪出栏量达2500万头，同比增长3.5%，印证模式复制的成功。同年9月，该省成立“黑龙江仔猪联盟”，整合规模猪场与放养企业资源，优化产业链衔接。
与此同时，河南则依托牧原等本土龙头企业，发挥其在种猪繁育、饲料营养、养殖技术和仔猪供应方面的优势，带动合作养殖农户获得可观收益。
（一）产业链长，疫病防控风险高
专业化分工作业要求流程管理与生物安全防控更加系统、细致。其成功取决于专业化、流程化和标准化水平，诸多细节仍有待实践验证。
（二）“双阴”母猪的维持挑战
养猪业的竞争终将取决于“效率”与“效益”，即“造肉成本”。蓝耳病双阴猪是制胜关键之一。如何维持猪场蓝耳病双阴状态，或在蓝耳病存在情况下控制损失，是行业重要挑战。单纯依靠生物安全难以完全规避风险，因此近年来涌现多种蓝耳病防控与净化服务企业，需加强甄别。
（三）专业化解决方案的探索
可在集团母猪场或放养公司集中区域设立专业服务机构，集中处置蓝耳病阳性前期猪或农户端的瘦弱病猪。每年因蓝耳病导致的母猪流产、仔猪损失、保育舍和中大猪死亡，影响也十分显著。
（四）新型商业模式的运作要点
养猪企业：宜采取轻资产（租赁改造栏舍）与产业链整合策略；
服务公司：应以技术驱动为主，强化蓝耳病、腹泻等疫病防控及病弱猪营养方案；
兽药、疫苗等配套企业：须围绕产业链服务进行转型与升级。
所有产业链企业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实现以下核心目标：提升效率、节约成本、降低风险，或在某一环节做到他人所不能，或将通用环节做到极致。
五、结语
后非洲猪瘟时代，疫情在摧毁原有产业秩序的同时，也催生了山东养猪业的模式创新革命。二次育肥以“快”制胜，专业化放养以“链”称雄，母猪疾病净化成为刚性需求，产业模式不断重组优化——这些共同构成了山东养猪业当前的核心竞争力，并深远影响全国生猪产业格局的重塑。
这场模式之争的本质，是产业链价值在极端压力下的重新发现与高效分配。对从业者而言，洞察趋势、拥抱变化，在技术创新的同时，深入理解并适应成功的商业模式，或抓住其衍生的细分需求（如病弱猪专业处理）提供价值服务，将是未来在行业中立足的关键。
山东经验表明：当“变局”已成为“定局”，主动“入局”才是唯一出路。
调研结果显示，山东省商品育肥猪出栏量目前已恢复并超过历史峰值。推动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二次育肥（简称“二育”）与专业化合同养殖两种新兴模式的快速崛起。二者之间的竞争，实则是生产效率、产业韧性、环境可持续性及社会经济影响等多重目标的综合权衡。
生猪养殖
一、二次育肥：资金与行情的博弈场
二次育肥，指的是养殖户购买已达常规出栏体重（约120公斤）的生猪，继续饲养至150公斤以上再出售，以博取价差利润的短期投机模式。其时间窗口多集中于生猪110–130公斤阶段，此时猪只仍具较强生长潜力，增重效率高，一般延长饲养2–4个月可增至150–180公斤。
从事该模式的主体多为栏舍闲置的中小养殖场，它们生产调度灵活，更易实施短期投机。技术方面，需调整饲料配方，提高玉米、豆粕等高能量原料比例，并控制饲喂频率以防过肥。在多数人眼中，二次育肥并非高科技，更多是资金与市场预判的博弈。
笔者在临沂拜访了两位从事二次育肥的经营者Z总和C总。当地母猪场稀少，但屠宰场密集，约达上百家。据他们介绍，当地从事二次育肥者众多，仅Z总一家年中介量就达约10万头，他自有两个场，可饲养3000余头。
问及当前主要挑战，Z总坦言最关注行情波动，这是决定二次育肥盈亏的关键。对于疾病，他表示虽有关注但并非首要担忧，猪胸膜肺炎、蓝耳病和猪流感仍较常见。因饲养周期短、可随时出栏，疾病风险在二次育肥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生物安全投入也非优先选项，“赌性”与资金实力成为这一模式的鲜明标签。
当然，除“赌性”外，从业者往往也积累了独到的市场经验。二次育肥在山东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当地发达的屠宰网络、便捷的物流以及从业者敏锐的市场嗅觉和资金实力，构成了其开展“价格投机”的基础。尽管常被视作“缺乏科技含量的资金游戏”，其规模效应仍不容忽视。
二次育肥面临的风险
政策因素
从产业链视角看，二次育肥易扰乱市场信号。养殖户囤积本应上市的生猪，会造成短期供应紧张的假象，推高猪价；而集中出栏时又引发价格踩踏。这种人为波动干扰了整个产业的产能规划，屠宰企业生产节奏被打乱，终端肉价稳定性也遭破坏。
2025年7月23日，农业农村部召集养殖与屠宰龙头企业座谈，明确提出严格落实产能调控，合理淘汰能繁母猪，适当调减存栏，减少二次育肥，控制出栏体重，严控新增产能。牧原股份表示已积极响应，自2025年5月底起不再向二次育肥客户销售商品猪。数据显示，牧原能繁母猪存栏已连续两个季度调减，第二季度末降至343万头，减少5.4万头。新希望集团也于2025年6月通知禁止商品猪流入二次育肥，违规者将受处罚。
疫病风险
二次育肥伴随生猪多次转运与跨场饲养，成为非洲猪瘟等疫病传播的重要风险源。据统计，二次中转导致的疫情传播风险高达43%，远超场内中转（29%）。频繁运输与跨环境接触极大增加了疫病扩散可能。
粮食安全
二次育肥的料重比高达3.5:1，比直接育肥多消耗25%的粮食。全国每年因此浪费饲料超过1800万吨，相当于1.2亿人全年口粮。
二、专业化放养：产业链价值的极致整合
放养模式并非新生事物，但与二次育肥的“短平快”不同，它构建了一套更为复杂的轻资产运营体系。其本质是放养公司提供猪苗、饲料、兽药、技术与管理，签约农户负责饲养至出栏体重，公司再按约定价格回收。
多年前，部分头部企业已尝试“公司+农户”模式，但成功者寥寥。如今该模式在山东焕发新生，原因何在？
（一）放养公司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笔者拜访了潍坊的两家放养公司负责人Q总和H总。他们均十分年轻，据称仅附近片区就有放养公司一二百家，规模小的几千头，大的达数百万头，甚至有企业计划在2025年将放养规模扩展至千万头。言谈之间，感受到这一领域的旺盛活力。
放养公司最关注的是猪苗质量、养殖户的素质与管理水平，以及团队执行力。他们详细分享了与各大集团合作的历程、各类养殖户情况、放养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与当地部门、养殖户有效沟通。
他们对蓝耳病尤为关注，表示如有稳定的蓝耳病双阴猪源，愿长期合作。放养模式在山东的兴盛，既得益于当地特殊条件，也源于从业者聪明才智，将产业链的价值增值与分配机制发挥到极致。
有分析显示：一个饲养5000头左右的农户，夫妻场规模以每批1000–2000头为宜，代养费从2024年的1.9元/公斤涨至2025年的2元/公斤。放养公司还设置了科学激励：成活率95%以上、料重比2.6以下，超额完成者给予奖励。这种精细分工显著提升了养殖效率。规模猪企PSY达25头以上，断奶仔猪成本控制在260元/头，育肥料重比降至2.4；而传统自繁自养模式的造肉成本为14–17元/公斤，料重比2.8–3.2。放养模式在效率上显著优于传统散户。
（二）母猪场的“回流”建设
据山东业内人士信息及公开数据，2024年以来山东新涌现四百余家放养公司。优质猪苗是竞争关键，因此部分公司在全国寻源，也有企业瞄准福建——该地区养猪理念先进，协会组织有力，蓝耳病双阴仔猪供应充足，备受放养公司青睐。
就在大家四处寻找猪苗时，已有具备远见的企业以较低价格回流山东，租赁或购买原有母猪场，改造后重新饲养老母猪。他们认为，行业最终的竞争仍将回归本质：效率与效益之争。
（三）母猪放养走向专业化分工
在主流认知仍停留在仔猪放养时，山东、河北等地已出现“母猪放养”的专业化公司：有的专供后备母猪；有的负责配种并饲养至重胎期；还有企业引进重胎母猪，分娩断奶后转移仔猪和母猪，循环运作；此外还有常见的代养公司。各种组合与发展令人眼花缭乱。
这些新模式的出现，背后是强大的产业链整合能力。其整合逻辑在于因地制宜、极致专业分工。为避免非洲猪瘟导致“全军覆没”，他们在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基于明确的盈亏逻辑进行运营。
三、“山东模式”的土壤：天时、地利与人和
山东二次育肥与放养模式的爆发并非偶然，其成功根植于独特的地域产业生态：
农业规模化基础良好：山东在猪、禽、鸭、果蔬等领域规模化程度高，吸引多元产业资本投入养猪，提供资金保障。
契约文化深厚：齐鲁大地悠久的契约精神，加上家禽巨头长期实践，为放养模式奠定了信任基础。
配套体系完善：密集的饲料厂、兽药疫苗企业、屠宰场和运输网络构成高效产业链闭环。
新一代从业者崛起：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农人”具备产业链经验、资源整合能力和商业敏锐度。
四、生猪产业格局在“山东模式”驱动下重塑
在“山东放养模式”推动下，传统养猪产业带正经历“南猪北移”。产能从南方疫情风险高、环保压力大、土地紧张的区域，向北方土地广袤、环境承载力强、生物安全条件更优的地区转移。
黑龙江是复制“山东模式”成效最显著的省份。该省借鉴山东经验，大力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的“公司+农户”放养体系。2024年，该省生猪出栏量达2500万头，同比增长3.5%，印证模式复制的成功。同年9月，该省成立“黑龙江仔猪联盟”，整合规模猪场与放养企业资源，优化产业链衔接。
与此同时，河南则依托牧原等本土龙头企业，发挥其在种猪繁育、饲料营养、养殖技术和仔猪供应方面的优势，带动合作养殖农户获得可观收益。
（一）产业链长，疫病防控风险高
专业化分工作业要求流程管理与生物安全防控更加系统、细致。其成功取决于专业化、流程化和标准化水平，诸多细节仍有待实践验证。
（二）“双阴”母猪的维持挑战
养猪业的竞争终将取决于“效率”与“效益”，即“造肉成本”。蓝耳病双阴猪是制胜关键之一。如何维持猪场蓝耳病双阴状态，或在蓝耳病存在情况下控制损失，是行业重要挑战。单纯依靠生物安全难以完全规避风险，因此近年来涌现多种蓝耳病防控与净化服务企业，需加强甄别。
（三）专业化解决方案的探索
可在集团母猪场或放养公司集中区域设立专业服务机构，集中处置蓝耳病阳性前期猪或农户端的瘦弱病猪。每年因蓝耳病导致的母猪流产、仔猪损失、保育舍和中大猪死亡，影响也十分显著。
（四）新型商业模式的运作要点
养猪企业：宜采取轻资产（租赁改造栏舍）与产业链整合策略；
服务公司：应以技术驱动为主，强化蓝耳病、腹泻等疫病防控及病弱猪营养方案；
兽药、疫苗等配套企业：须围绕产业链服务进行转型与升级。
所有产业链企业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实现以下核心目标：提升效率、节约成本、降低风险，或在某一环节做到他人所不能，或将通用环节做到极致。
五、结语
后非洲猪瘟时代，疫情在摧毁原有产业秩序的同时，也催生了山东养猪业的模式创新革命。二次育肥以“快”制胜，专业化放养以“链”称雄，母猪疾病净化成为刚性需求，产业模式不断重组优化——这些共同构成了山东养猪业当前的核心竞争力，并深远影响全国生猪产业格局的重塑。
这场模式之争的本质，是产业链价值在极端压力下的重新发现与高效分配。对从业者而言，洞察趋势、拥抱变化，在技术创新的同时，深入理解并适应成功的商业模式，或抓住其衍生的细分需求（如病弱猪专业处理）提供价值服务，将是未来在行业中立足的关键。
山东经验表明：当“变局”已成为“定局”，主动“入局”才是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