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畜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大致呈“S”型曲线(如下图),家禽行业整体生产水平最高,处于高级发展阶段;生猪行业整体生产水平和欧美国家相比差距还不小,处于中级发展阶段;以PSY为例,发达国家可以达到30头以上,我国平均水平只有20头左右;尤其突出的是,企业之间的生产水平差距较大,还是以 PSY为例,先进企业在26-27头,落后企业可能只有 16-17 头。反刍动物生产水平则整体相对落后,除少数头部企业外,普遍规模较小,生产效率较低,客观上讲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新增产能和传统产能到底谁的竞争力更强?
生猪行业位于“S”型曲线的中部,总体生产水平不高,处于中级发展阶段,尤其是企业之间生产水平参差不齐,先进水平和落后水平之间的差距很大。这首先意味着养猪行业总体上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光明的发展前景,其次意味着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水平仍有获得超过平均水平之上的丰厚的获利空间(企业利润)。
资本进入养猪行业,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提高管理水平、扩大规模以实现规模效益、纵向整合价值链等手段提升盈利能力,将资本转化为生产力进而实现超过平均水平的投资回报。所以资本在养猪行业反而能够找到更多发力点。因此,过去几年乃至未来五到十年,资本还会持续进入养猪行业,直到整体生产水平和发达国家接近、养殖企业之间的生产水平接近,资本很难找到发力点后才会减缓。
新增产能和传统产能到底谁的竞争力更强?中小散养猪场,如果只计算猪苗、饲料和兽药的成本,折旧、费用、非洲猪瘟损失不摊销到当期出栏肥猪头上,肥猪的记账成本就会偏低,但并不代表实际生产水平就高。新增产能一般都是集团化、规模化企业,折旧负担重,各种费用、非洲猪瘟损失都会摊销到当期出栏肥猪头上,肥猪记账成本高,但也不代表实际生产水平低。
当猪价徘徊在 15元/公斤左右时,很多中小散养猪场,短期内并没有感受到严重的亏损,至少现金流并没有明显减少,他们如果对未来还抱有期望,就会坚持下去。而不少新增产能,就会面临亏损,现金流短缺。但是,就算部分大型企业会破产,其新增产能却并没有消失,它们会被廉价地整合到其他有实力的企业中去,整合了廉价产能的企业,综合生产成本也会更快下降。
养猪行业新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
由于空闲猪舍较多,只要猪价略有上涨,二次育肥就会跟进。如果有20%的“标猪”养成了“牛猪”,假设平均体重增加30公斤,行业总出栏体重将会增加6%,市场短期的供不应求问题很快就会得到缓解,高位猪价就很难维持太久。
猪价上涨时,很多猪场还会把一部分优质的商品母猪配上种,几个月后,肥猪的上市数量就会增加,猪价也会回落。这种母猪也许生产性能会差一点,但是成本低,所产仔猪和肥猪的综合生产成本可能不会高出太多,在母猪短缺的时候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补充。
第三、“全进全出”生产模式
平原和丘陵地区,冬季防控“非瘟”难度很大,一旦发生疫情,种猪损失惨重。使用二元回交和三元母猪,只生产一窝,断奶后母猪按照“牛猪”销售、屠宰,仔猪外销或者进入育肥场,类似肉鸡的“全进全出”。在种猪价格较高、“非瘟”疫情压力大的地区、阶段,可能综合生产成本会低于传统饲养模式。这就有必要认真思考培育“肉种兼用”母猪品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相应地也要考虑改善“肉种兼用”母猪的猪肉品质的营养手段,比如更多地使用纤维原料控制脂肪沉积、提高瘦肉率。如果母猪泌乳性能不好,还要解决仔猪的饲喂问题。
“防非”最可靠的还是地理环境条件,在条件优越地区养母猪,在靠近需求市场地区养肥猪,形成二点式布局,再结合上述“全进全出”的生产模式,在“与非共存”的背景下,也许是明智的选择。
楼房养猪的优势已经被琢磨透了,主要分歧在风险控制上。直觉上密度越大风险越大。但是从GMP车间净化和P3实验室净化的角度看,空间越小反而越容易净化,也就是说,只要生物安全防控的逻辑是正确的、设计是周密的、措施是到位的,楼房养猪的净化难度不比平层养猪高。楼房养猪一旦发生疫情,尤其是“非瘟”,就会引起舆论的关注,但实际风险是否真高,需要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高质量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向
疾病只会影响生产成本,不会影响供给,以前三文鱼、虾的疾病很多、成活率很低,但市场并未短缺,只是成本高而已。“非瘟”也一样,只会影响成本,不会影响供给,至少不会长期影响供给,但一定会进一步拉开企业之间生产水平的差距,创造更大的“企业利润”空间,同时催生更多的技术创新。
所有服务生猪产业的上游产业,都必须参与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非理性“降本”可能导致技术倒退,不是潮流,高质量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