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虽然粮食国内外价差引致的矛盾全面爆发，如何认识这一现象，意见仍不一致。

　　陈锡文认为，“价差不是不能迈出去的坎”。他表示，眼下的高价差是政府托市收购、国际粮价大幅下跌、国际航运价格下跌、汇率等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现在说的价差是关税配额内的价差。而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关税配额外的进口有65%的关税，课税后价格并不比国内便宜，“不用那么大的恐慌”。

　　但在一些研究人士看来，价差因素并非周期性、短期的，而是长期性的。而所谓的关税壁垒，能提供的保护也非常有限。

　　在1月9日下午的分论坛讨论时，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主任倪洪兴提出，农业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产业，土地经营规模决定了农业基础竞争力。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劳动力、土地和环境保护、质量安全成本的显性化和不断提高，中国农业进入了成本快速上涨时期，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必然与瑞士、日本和韩国的水平趋于接近，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出口国的差距不断拉大，基于成本之上的国内粮食市场均衡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差距扩大的趋势不可逆转，“这是个长期趋势”。

　　他表示，不同于日本，中国入市时，并没有争取到农产品的高关税保护，“中国农业实际上已经非常开放”。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平均关税水平只有15.2%，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最高的关税只有65%;而日本农产品进口平均关税水平约为42%，如稻米，则可征收数倍的关税。

　　汇率对中国农产品竞争力的确造成了影响，但汇率变化本身也是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变化的体现。

　　他称，配额管理农产品相当于有两层天花板，配额内税后价为第一层，配额外税后价为第二层。目前三大谷物国内价格都已经顶破第一层天花板，玉米在特定时段已经顶破第二层天花板，“大米和小麦顶破第二层天花板将在‘十三五’末成为常态。”

　　而大豆、大麦、高粱、木薯、玉米酒糟实行单一关税，只有一层天花板，多数情况下国内成本价已经顶破天花板。“天花板效应不仅来自同类产品，也来自替代品进口”。

　　如何改革?

　　如此情形之下，不改肯定不行。“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靠改革。”韩俊说。

　　陈锡文表示，今年要推进粮食供给制度方面的改革。这一轮改革至少要实现四个重要目标：第一个是必须挡住进口，关键是把国内价格降下来，能够顶住进口冲击;第二，是新库存不能再增加;第三，放活市场，形成多元化主体、多渠道的流通;第四，给农民合理补贴， “这个过程不能让农民太吃亏”。他强调，无论如何不能出现“大起大落”，“现在看粮食多了一点，说句实在话，要减下去快”。

　　虽然各部门还未就具体改革方案达成共识，杜鹰认为，有几个基本点，一是价格必须贴近市场，“这样库里粮食才出得去，外面才进不来”，要把整个产业链搞活。他认为，玉米市场价格降到每斤0.76元-0.80元之间，是比较合理的。而给农民的补贴，“至少要弥补种粮成本”，据价格部门计算，包括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玉米成本在每斤一块钱上下。

　　怎么补?杜鹰不赞成在玉米上推行目标价格政策，即政府不收储，将所定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补贴给农民，这要求核算每户玉米种植面积或产量。“如果玉米也搞目标价格，会把地方政府累死。”他建议，迈过受WTO规则限制扭曲市场的黄箱补贴政策，直接向绿箱、蓝箱政策迈进。比如，可以考虑设定旱地综合补贴，将对玉米和大豆的补贴统筹考虑。在东北许多地方，这两种作物是轮作的。

　　陈锡文此前也表达过，将黄箱补贴改为绿箱补贴的思路。

　　杜鹰还表示，必须采取非常规手段，放弃顺价销售，尽快卸库。“否则那么大库存在那，国内、国际价格永远起不来”，粮食一旦陈化会造成巨大潜亏。

　　而怎么调结构?调减玉米后种什么?如果转向种水稻、小麦，又会加剧这些品种的过剩，成为下一个玉米。一位农口智囊告诉财新记者，这是目前最难的事情，既不能靠政府行政命令，而依靠市场调节怎么实现?怎么将机制、产业链建起来，难度也很大。

　　但无论如何，粮食流通改革反反复复、一次次折返，终成困局。国际市场倒逼之下，市场化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形成。

　　韩俊表示，“城里人需要什么，农民就生产什么，这就是农业结构性调整”。与此同时，必须减少农民，让农民工顺利进城，“没有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改革，就无法顺利实现人口流动，调节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