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习惯用财富来衡量一段生活好坏的时代里，社会评价体系的单一化和功利化，让许多人迷失在“钱眼”里。一旦食品从业者游走在人性、道德、法律的边缘地带，“野蛮生长”之下，食品安全就处于一种
脆弱的状态。

　　知名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当尊严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悄开始了”。因为没有了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底线失守、人性坍塌的人
们，只看到了社会的残酷、现实的坚硬，为了“发大财”，不惜剑走偏锋、铤而走险。

　　伴随着社会变迁，社会联结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个人之间联系的弱化，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道德规范失灵;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纽带的松弛，导致社会原子化、利益碎片化和人
际关系“干燥化”，从而导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潜滋暗长。

　　冷漠和麻木是一对孪生兄弟，麻木就是对他人的痛苦失去敏感性的反应能力，冷漠就是对他人的困境无动于衷。麻木冷漠作为一种失范现象，有着错综复杂的行为动机。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润滑剂和粘合剂的缺失，导致社会互动的情感关系被渐次抽离，工具关系的比重不断加大。面对病猪、死猪，一些人并没有恪守价值理性上的“应该不应该”，而是遵循工具理性上
的“有利还是无利”来指引行动——不论是“冒险发大财”的投机心理，还是“别人都如此”的从众心态，抑或“即使我不做，别人也会去做”的囚徒困境，当人们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哪怕是自欺欺人的理由，对恶行的
默认甚至是放任，很难说不是一种必然。

　　美国哲学家梭罗曾说：“有些人仰天躺着，奢谈人类的堕落，自己却不肯坐起来。” 一个有良知和自我约束力的人，面对利益诱惑， 宁可不挣“不干净的钱”，也不愿意戕害他人。只有消解麻木、冷漠心态，多
一些生命敬畏，病猪、死猪才不会成为“生财之道”。

　　国外如何处理病死猪

　　■ 苑广阔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全为先。福建破获的病死猪肉案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其实关于病死猪肉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成为公共话题了，不管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网友，都提出过很多解决问
题的办法和建议。但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漏网之“猪”，说明我们还是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而猪肉当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吃，那么只要养猪的地方，就会面临病死猪的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国外一些国家，是如何
对待这一问题，杜绝病死猪肉被端上百姓餐桌的。

　　美国是肉类消费大国，但近年来却很少曝出肉类安全事故，原因在哪里?答案就是美国走的是规模化养殖模式，全国生猪养殖户只有7万户，这就大大减轻了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压力，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就是天天蹲在这些养殖场里看着这些猪长大都可以，自然不会发生病死猪肉被送上百姓餐桌的问题。但是中国的生猪养殖户却有6000多万户，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这种分散化养殖，大大增加了监管难度，所
以说积极推动规模化养殖，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积极思路。

　　而在这方面更有借鉴价值的，则是德国。德国称得上是农牧业发达国家，在对待病死猪的问题上也很有一套。为了解决由动物养殖所带来的衍生物品垃圾处理，实际上就包括病死动物的尸体处理问题，德
国政府制定了专门的《动物副产品清除法》。虽然单纯从法律条文上来看，该法与国内诸如《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等等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依据德国《动物副产品清除
法》第10条规定，在专门单位采集动物衍生物或物主向有关机构递送衍生物之前，动物衍生物的物主还具有保管衍生物的义务。依据这一规定，动物衍生物的物主在保管衍生物期间，必须将衍生物按不同类型
进行分类管理，防止其受天气影响，并阻止未经授权的人士或动物接触这些物质;在动物衍生物被取走后，物主还必须对原先存放动物衍生物的地方立即进行清理和消毒。

　　这条规定对物主的保管义务规定得全面而详尽，很值得中国立法者借鉴思考。与此同时，该法规对违反规定者制定了全面而严厉的违法制裁措施。《动物副产品清除法》第14条规定了对于违反该法的各种
行为的全面与严厉的罚款措施。对于负有处理动物衍生物品相关义务的各个主体，只要他们“没有或没有正确地或没有及时地”履行他们的义务，就将受到法律制裁。而且职能部门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坚决彻底，
不打折扣，不给任何个人和单位以任何可乘之机。

　　反观我们，在这方面就逊色不少，乃至于很多国内的养殖户即便不把病死猪卖给无良的“二道贩子”，也不会进行无害化处理，而是宁愿选择扔在大江大河里，这是因为他们这么做基本上不会付出什么代价，
为什么还要花费额外的成本去处理病死猪呢?

　　国情不同，对于国外在对待病死猪问题上的一些做法，我们无法全盘照搬，但他们处理问题的思路，确实值得我们借鉴，以处理好我们自己的病死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