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国内生猪均价已跌到每公斤9元出头，部分地区跌破9元。母猪其实减得不少：三季度末能繁母猪存栏3602万头，同比下降10.7%，已低于375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可价格还是没有起色。以头部企业带头减产为核心的“联合限产”，正在经受检验。
美国是个现成的参照，两国对待限产的方式截然不同。
美国：没有联合限产，只有各自减产和市场出清
美国行业亏损时，史密斯菲尔德等龙头也会减母猪，但都是各自宣布、各自执行。美国反垄断法禁止竞争对手约定减产，公开的联合限产在美国根本行不通。
私下协调则付出了代价。2018年起，下游买家陆续起诉美国主要猪肉加工商，指控它们从2009年起通过数据公司Agri Stats交换各自的生产和财务数据，借此互相监督产量、稳定价格。被告都否认有违法行为，法院也没有认定违法，但多家已经选择和解。在消费者集团诉讼中，Tyson同意支付8500万美元，Clemens、Hormel、Seaboard、Triumph合计约3200万美元，Agri Stats同意整改经营做法；JBS和史密斯菲尔德更早已经和解。
在美国，消化过剩靠的是三件事：高成本养殖户亏损退出，出口持续扩张消化产量，期货等工具帮企业对冲价格风险。代价是小养殖户大批消失，行业集中到少数一体化巨头手里。
联合限产执行力很强，但有几个绕不开的问题
中国这一轮的做法，是设定全行业的母猪保有量目标，再由大型养殖集团带头压减产能、控制二次育肥、降低出栏体重。规模化率已经超过70%，头部企业的减产在全行业有分量，执行力远强于美国当年的企业单方减产。即便如此，这种做法至少有四个问题。
第一，只管母猪头数，挡不住效率提升。头部企业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普遍超过24头，部分领先企业达到29到32头。同样是3780万头母猪，能供应的仔猪比几年前多得多。9月部分样本的生猪平均交易体重是123.69公斤，压栏大猪集中出栏，出栏头数不变，猪肉总量也会增加。母猪减了6.5%，市场上的猪肉并没有少这么多。后来把二次育肥和出栏体重也纳入限产要求，方向是对的，但这些指标远比母猪存栏难核查。
第二，先减产的恰恰是效率最高的企业。带头减产的是头部企业，而它们是行业里成本最低的一批。市场出清本来应该淘汰高成本产能，现在反过来，低效产能借着价格托底活了下来，行业平均成本降得更慢。
第三，有人搭便车。大企业减产托住价格后，中小养殖户和二次育肥户就有补栏的冲动。规模化率高让这个问题比当年的美国小一些，但没有消失。
第四，周期变平，但被拉长了。价格一回升，减掉的产能很快就能恢复。限产压住了暴跌，也可能把“深跌、快速反弹”的老节奏，变成长期贴着成本线磨底。
两国真正的差别在需求
拿美国作参照，最容易被忽略的是需求。美国消化过剩，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出口增长，多余的产量有地方去。中国人均猪肉消费已接近饱和，人口在老龄化，又几乎没有出口渠道，过剩只能靠供给端自己消化。供给端如果又不让高成本产能退出，低价期就只会更长。
所以，联合限产作为短期止血是有用的：它避免了恐慌性宰杀母猪和价格无序暴跌，在需求见顶的情况下，比美国那种放任亏损、让市场自己出清的方式更平稳。但它替代不了出清。更有效的思路，是把调节对象从母猪头数换成实际猪肉供应量（出栏头数乘以出栏体重），用环保和防疫标准淘汰高成本产能，而不是让效率最高的企业让出份额，同时用生猪期货和价格保险帮中小养殖户扛过波动。
判断限产有没有真正起作用，不能只看母猪存栏数，要看母猪减少约10个月后（配种到出栏的时间）的实际出栏量，以及出栏体重能不能真正降下来。
美国是个现成的参照，两国对待限产的方式截然不同。
美国：没有联合限产，只有各自减产和市场出清
美国行业亏损时，史密斯菲尔德等龙头也会减母猪，但都是各自宣布、各自执行。美国反垄断法禁止竞争对手约定减产，公开的联合限产在美国根本行不通。
私下协调则付出了代价。2018年起，下游买家陆续起诉美国主要猪肉加工商，指控它们从2009年起通过数据公司Agri Stats交换各自的生产和财务数据，借此互相监督产量、稳定价格。被告都否认有违法行为，法院也没有认定违法，但多家已经选择和解。在消费者集团诉讼中，Tyson同意支付8500万美元，Clemens、Hormel、Seaboard、Triumph合计约3200万美元，Agri Stats同意整改经营做法；JBS和史密斯菲尔德更早已经和解。
在美国，消化过剩靠的是三件事：高成本养殖户亏损退出，出口持续扩张消化产量，期货等工具帮企业对冲价格风险。代价是小养殖户大批消失，行业集中到少数一体化巨头手里。
联合限产执行力很强，但有几个绕不开的问题
中国这一轮的做法，是设定全行业的母猪保有量目标，再由大型养殖集团带头压减产能、控制二次育肥、降低出栏体重。规模化率已经超过70%，头部企业的减产在全行业有分量，执行力远强于美国当年的企业单方减产。即便如此，这种做法至少有四个问题。
第一，只管母猪头数，挡不住效率提升。头部企业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普遍超过24头，部分领先企业达到29到32头。同样是3780万头母猪，能供应的仔猪比几年前多得多。9月部分样本的生猪平均交易体重是123.69公斤，压栏大猪集中出栏，出栏头数不变，猪肉总量也会增加。母猪减了6.5%，市场上的猪肉并没有少这么多。后来把二次育肥和出栏体重也纳入限产要求，方向是对的，但这些指标远比母猪存栏难核查。
第二，先减产的恰恰是效率最高的企业。带头减产的是头部企业，而它们是行业里成本最低的一批。市场出清本来应该淘汰高成本产能，现在反过来，低效产能借着价格托底活了下来，行业平均成本降得更慢。
第三，有人搭便车。大企业减产托住价格后，中小养殖户和二次育肥户就有补栏的冲动。规模化率高让这个问题比当年的美国小一些，但没有消失。
第四，周期变平，但被拉长了。价格一回升，减掉的产能很快就能恢复。限产压住了暴跌，也可能把“深跌、快速反弹”的老节奏，变成长期贴着成本线磨底。
两国真正的差别在需求
拿美国作参照，最容易被忽略的是需求。美国消化过剩，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出口增长，多余的产量有地方去。中国人均猪肉消费已接近饱和，人口在老龄化，又几乎没有出口渠道，过剩只能靠供给端自己消化。供给端如果又不让高成本产能退出，低价期就只会更长。
所以，联合限产作为短期止血是有用的：它避免了恐慌性宰杀母猪和价格无序暴跌，在需求见顶的情况下，比美国那种放任亏损、让市场自己出清的方式更平稳。但它替代不了出清。更有效的思路，是把调节对象从母猪头数换成实际猪肉供应量（出栏头数乘以出栏体重），用环保和防疫标准淘汰高成本产能，而不是让效率最高的企业让出份额，同时用生猪期货和价格保险帮中小养殖户扛过波动。
判断限产有没有真正起作用，不能只看母猪存栏数，要看母猪减少约10个月后（配种到出栏的时间）的实际出栏量，以及出栏体重能不能真正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