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整体来看现在种粮的农民比较食 亏，比如来 河南调查，发觉农民们不太高兴，因为全国四分之一的小麦都是河南种的，小麦产量也不可能太高，而小麦目前收购价格很低，小麦如果刨去人工成本基本上不赚钱。

　　小麦、大米都是国家统一定最低收购价，如果市场粮价上涨，国家就会通过抛储备粮让价格降下来，所以多年来虽然农资、外出打工、土地价格都涨得很快，但粮价上涨很慢，农民种粮基本不赚钱。但经济作物价格随市场震荡，收入不错。所以，如果通过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来保护农民的主动性很重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种粮食需要的劳动力并不多，还可以让别人代种代收。

　　东方早报：粮价直接影响农民收入，政府也陆续出台了粮食直补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这两方面对促进农民种粮主动性有何改进？

　　郑风田：作为基础性产品，粮价一上涨，会有一个放大效应，比如餐饮、食品加工就面临更大的上涨方向。为了保住CPI，抑制通货膨胀，以及保护城市消费者的利益，国家的粮食定价不能太高，也不能涨得太快。但粮价又是一个双刃剑，粮价低了，农民种粮主动性不高，不乐意去种粮，也会影响粮食安全的。

　　近几年虽然三农投入增长很但，但大多用在改善农业基础生产条件上了，比如农业机械、农田水利、道路桥梁、水库等，而种粮直补并没有增加 ，真正发来 农民腰包里的还是每亩地七、八十块钱，已经好些年没增加 了。

　　“家庭农场发展很快”

　　东方早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鼓励 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土地经营规模在这些年有怎样的变化？

　　郑风田：我国的粮种大户、家庭农场、养殖大户近几年发展很快，生猪价格，比如种粮大户在东北北大荒、新疆农垦发展都很快，在北大荒外众想去承包土地一样 是包不来 的。而养殖大户在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发展很快；家庭农场则在上海、武汉、宁波等地郊区都有一些试点。

　　“一号文件”提来 未来我国要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我认为农业新型生产经营主体还是应该缓缓发展，因为现在大量的土地都在农民手里，大量的农民还在农村务农，他们不可能把土地都转出去。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民，土地收入还是他们家庭收入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2008年当涌现大的金融危机，农民工城里的工作没了，他们还可以归老家。这样才不至于影响社会平稳。

　　所以“一号文件”的一个提法很重要，对土地的流转，政府既不能限制，也不能强制，应该让农民自发流转。如果通过非自发的“垒大户”，就会涌现问题。比如湖北有案例，通过政府和谐 ，一个农民拿来 了2万多亩地，成了种粮大户，但半年过后，他转过来的5000多亩地已经被原先 的农民要归去了，地方政府也没有办法，再过半年又有5000亩被原先 的承包户拿归。所以核心问题还是要保证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农民转包的土地通过合法的途径可以随时能够拿归回。只有这个基础，农民才乐意把地转租，还可以得来 一部分租金收入。如果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很平稳、收入不错，则有可能长期把地出租。

　　对留在农村的农民来说，土地既是他的工资来源，也是他的社保。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保普遍比较差。只有当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和社保都比较好，才会把农村的土地长期转租出去。所以讲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形式只有在一些非农就业反常 好的地区能够推广，中西部地区不太合适。

　　“农业应该答应外资进入”

　　东方早报：在耕地面积和劳动力原因之外，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粮食产业结构存在危机，比如，大量进口大豆导致中国已经失去了大豆定价权。

　　郑风田：大豆的进口其实也是国家的宏观战略调整。“利用两个市场”，就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来解决国内问题。跟美国、巴西相比，我国大豆的每亩产量很低，而中国人对油料的需求很旺盛，所以从国外进口便宜的大豆，原先 种大豆的土地就省出来了，比如东北黑龙江，最好的地已经用来种大米了，以前都是种大豆的。去年中国进口大豆近6000万吨了，等于节约了2亿亩耕地。一样 说“粮食安全”，指的是小麦、玉米、大米，有时大豆也包括在内，其实按国际标准，大豆并不算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