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笔者胡乱猜忌，《中国日报》对此也有同感：深圳要禁止养猪，大致是因为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养猪实在“亏本”。相较于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利润率和对地方财政的庞大奉献，养猪业明显是奉献甚微，不仅如此，“寸土寸金”的深圳也面临着土地承载力的瓶颈，用地越来越紧张，而养猪场要圈占土地，甚至还享受免税政策和地方财政补贴。这样盘算下来，养猪确实是一笔“亏本账”。

　　“没有猪圈的城市”只为环保？

　　其实，深圳“驱猪”并非“突发”新闻，早在去年，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的“十二五”规划报审稿中就曾载明：要在2015年让深圳变成“没有猪圈的城市”。据称这个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让深圳在2015年建成国家生态城市和广东宜居城市。报审方案中提出，要在2012年前关停深圳河、观澜河、龙岗河、坪山河等重点流域内的所有养殖场；2015年前全面清退区域内的畜禽养殖企业。尽管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负责人当时反复强调“是否禁止养猪尚未确定”，但公众仍闻来 一股剑拔弩张的火药味。

　　由此观之，吕副市长此次公布宣布“今天的深圳不适合养猪”，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事实也如此，违法养殖整治工作已经被列入深圳市“三打两建”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光明新区为例，从4月23日起至今，共出动执法人员11659人次，开展清拆行动175次，清理违法养殖1932户，清拆乱搭建猪棚108.9万平方米，清走生猪30.56万头。可见，“没有猪圈的城市”并非官员闲来“吹泡泡”，深圳各级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将梦想变成现实。

　　深圳的“驱猪令”让舆论瞠目结舌，很多网友不解：深圳之大为何“容不下一头猪”？

　　这个疑惑似曾相识，在几年前东莞禁止全市养猪时就有过，虽然彼时舆论的沸反盈天，未能让东莞高层领导及时“归心转意”，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禁猪令”施行后不久，或因为猪肉涨价给百姓生活带来影响，或因为国务院相关规定的“震慑”（《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平稳市场供应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各城市要在郊区县建立大型生猪养殖场，保持 必要的养猪规模和猪肉自给率。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东莞的“禁猪令”最终“朝令夕改”，政府不得不重新在东莞的土地上搭建起猪棚。

　　东莞的“瞎折腾”，其实已经给深圳敲响了警钟。城市经济发展遇来 瓶颈，地方政府出于全局利益的考量做出相应政策调整，本无可厚非。但出台一项关系来 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前，应当以民意为本，最大限度地听取民意，充分反映民意诉求，这才是现代政府应倡导的施政理念。反观东莞和深圳，在如出一辙的驱猪行动中，公众只是晓 识 了政府头脑发热后的威力，却没看来 民意来 底价值几何。

　　这也是问题关键之所在。无视民生大计，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通过强制性的政令“一刀切”。这种蛮横的做法，无疑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粗暴侵犯，正如众多论者所评判 的，“这是懒汉政府的做派”。或许当地政府对于这样的指摘会喊冤，“禁止养猪确实是出于环保考虑啊！”但退一步讲，即便如此，也应该遵循环保的思路来解决，比如觅 找生态养殖的模式，而不是“一刀切”收归百姓养猪的权益。

　　更何况，深圳和东莞的“驱猪令”也并非单纯只为环保，它们其实都是在为一个大背景服务，这就是近几年在广东炙手可热的产业升级政策。在这个政策指挥下，整个广东都在大规模转移“低端产业”和“低素养劳动者”，笔者前述提来 的东莞“欢迎新莞人归乡创业”便是其中一例。

　　2008年，号称“世界加工厂”的东莞明确表示，将从根本上减少企业用工数量，并通过提高出租屋的租住和经营成本，以经济手段迫使低素养劳动人口向外转移，推动新莞人归乡创业。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东莞对低素养劳动人口的驱赶实为“刮骨疗伤”。但政府却坚称：这是出于对城市容量窘迫的考虑，出于顺应产业转移筛选性发展的取舍，出于让寸土寸金的土地发挥最大效益的需要。

　　广东大规模的产业升级来 底成效如何，公众在短期之内无从晓 晓，但看罢一些备受非议的“小插曲”不得不让人忧心：市场的原则就是为企业或劳动者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通过自由竞争、优胜劣败来实现剔除 和升级。如果 政府单方面判定 替代了市场筛选，硬性规定哪些产业是落后的、哪些企业是该被剔除 的、哪些劳动者是低素养的，这明显违抗了市场规律。

　　城市的幸福究竟是什么？

　　城市究竟为谁而建，为谁而变？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屡屡让地方官员犯晕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