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旦下游的养殖户出事，便无法从法律上证明买药的渠道，这给兽药店、兽药厂形成了“防火墙”。对假兽药生产企业来说，这道防火墙是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本文开头提及的老张，维权时会第一 遇来 这道关。

　　次日，本报记者与乔松举来来 盐城市区，准备连续 购买一些假药留作证据。意想不来 的事情发生了，持续去了六七家药店，均发觉里面的药架一半都是空的，而且全是正规药品，找不来 假药。跟店老板攀谈时，店老板非常小心，反复问本报记者的身份。于是本报记者意识来 ，行动已经暴露了。

　　事后，一经销商告诉本报记者，药店销售体系“圈子”其实很小，网络非常灵通，有任何消息都会相互告晓 ，以防范“意外情景”。后来在扬州的一次暗访中，本报记者再一次体验来 了这种情景。

　　生产乱象：戏剧性的第二幕

　　5月5日，本报记者陪同成都一家著名的医药企业工作人员，来来 江苏扬州某著名动物医院门前。该动物医院曾经被江苏省农委授予“2010年江苏省放心兽药示范单位”称号。

　　数日前，该公司奇特 地获晓 ，该动物医院以及江苏许多药店正在销售他们公司生产的一种药品，但该公司其实只拿来 了农业部的药品批文，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生产，更没有过任何销售。5月2日，一位业内人士曾专门在这里买了几瓶以留作证据。此外，他们还获晓 ，在东北也有该药品在销售。

　　这也意味着，制造假兽药的“李鬼”行动比只拿来 批文的“李逵”还快，而且能进入江苏省最有名、最正规的动物医院之一进行销售。

　　“从药品制造的水平和销售渠道的成熟度来判定 ，造假者能耐很大，肯定 是兽药行业内非常资深的人士，或者相当有实力的企业。”该公司人士对本报记者估量 。

　　该药零售价格每瓶75元，据一位业内人士估量 ，其生产成本应该不超过5元，十几倍的暴利，令人咋舌。

　　本报记者马上 陪同制药公司人士进入上述动物医院买药。可能是因为带着眼镜，并不像养鹅场的主顾，开药的医师一边开药，一边满腹狐疑的表情反复问：“你们从哪里来啊？”“搞科研的吗？”“养殖场地址在哪？”等很多问题。凑合应付过关后，药师从电脑里调出该药的记录，打印出药方，便让去交钱。

　　5分钟后，戏剧性的一幕涌现了。本报记者与成都制药公司人士交款完毕，来 药房领药，却忽然被告晓 ：“我们没有这个药，从来没卖过。”

　　此后，二人无奈离开，与几位其他业内人士沿路边走边说。此时，本报记者注意来 有一戴墨镜男子骑着电动车，忽远忽近地跟随着。一旦觉察被注意来 之后，该男子便马上掉头，沿马路逆行往归走。本报记者马上“反跟踪”，最后看来 该男子拐进了前述动物医院。

　　“可见他们有多小心。”同行的一位业内人士对此笑道。

　　接下来的几天，意料之中的情景发生了。就像前文曾经描述过的那样，很多药店闻风警觉。成都前来打假的企业，最终无功而返。

　　造假容易监管难

　　对于兽药造假，江苏省动物卫生监督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介绍，常见的造假者是地下工厂、非法窝点，比较隐藏，难以根除。

　　盐城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本报记者摘 访时提及，盐城一年对假兽药的执法行动有上百起。盐城其实是对市场监管比较严厉的地区，而假药屡禁不绝的因素主要是利益驱动，假药利润庞大。有的是“纯假药”，连牌子都不冒用，什么正规的东西都没有，这种比较少。多数还是正式存在的工厂生产的不合格药品。

　　实际上，上述成都制药企业对造假者实力的判定 并非空穴来风。本报记者费解来 ，不仅仅是地下窝点在造假，很多上规模的大厂，也参与了造假，且造假方式花样繁多，举不胜举。

　　如上文所述，兽药造假形式之一是夸大主治范畴。此外，更严重的是冒用文号。例如冒用化学制药文号私自生产生物制药——相比于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对生产条件请求更高，批文更难获得。

　　例如本报记者跟乔松举在盐城大南庄买的药品中，有一瓶“鹅瘟速治”，标识为“江西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功能主治”栏目称，“本品主要针对小鹅瘟、鹅副粘两种病毒性疾病有特效。” 主要成分显示为“替米考星，精制卵黄抗体”，批准文号为兽药字（2007）140422192。乔松举指出，凡含有卵黄抗体的，皆是生物制药，文号应该是“兽药生字”，而非“兽药字”。

　　大型企业造假的例子，也不鲜见。本报去年便曾报道过某上市公司旗下子公司因兽药冒用文号被起诉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