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察看

　　本报记者 张一鸣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和消费国却缺乏话语权，若不能未雨绸缪，势必会影响来 中国大豆市场的安全。

　　中国消费了世界上近三成的大豆，八成以上的需求却要通过国际市场满足，养猪网，中国的大豆价格受制于国际市场，而2004年的行业危机进一步加强了外资企业对中国大豆市场的控制力，而今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还在试图进入中国大豆生产市场，比如不久前跨国投资企业丰益国际，斥资30亿美元进驻东北。与此同时，占据中国国内1／3大豆种植面积的黑龙江播种面积和产量都逐年下行，最大的大豆产地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从2010年的6735万亩缩减来 2013年的3105万亩。

　　豆农生产主动性削弱，本地加工企业发展停滞，已成为黑龙江大豆种植地的普遍现象。要遏制当地大豆生产下滑方向，坚持保有一定的国有大豆产量和必要的战略储备，有利于促进大豆产业健康发展、坚持国家粮食价格不断平稳运行。

　　2014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这一措施被认为是有利于激发国内企业的生产活力，但有业内人士忧患在更多扶持细则出台以前，国际大豆生产企业可能会大量提高对华大豆的输出量，造成国内大豆价格归落，从而导致国内大豆种植量进一步减少。

　　2004年蔓延中国大豆产业链的行业危机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不摘 取有力的措施，不少业内人士忧患2004年的一幕有可能以另一种形式涌现。

　　美国把握 着大豆的价格，美国农业部定期发布的产量报告成为全球大豆期货价格运行的风向标。2003年美国农业部调低大豆库存，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国内大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夺 购，马上 国际大豆价格快速下跌，国内大豆加工企业由原先的赢利变为全行业亏损，受冲击最严重的压榨企业停产甚至倒闭，近七成陷入逆境的企业被四大跨国粮商ADM、Cargill、Bunge、达夫收购参股，2006年外商独资或参股企业占中国60％左右的大豆实际压榨量。

　　与2004年时不同，国际大豆期货市场已从单次定价改为频繁结价的定价方式，美国大豆的价格从先涨后跌改为先跌后涨，潜在的风险却从未消逝。

　　大多数国有大豆进口企业都要直接或间接通过国际粮商进口，在频繁结价的定价方式下，外商可以答应进口商在相对长的点价期限内，先行点价，行情上涨后再行洗单，累积价差成本，最终确定成本构成，这种方式给进口企业降低摘 购成本机会的同时，放大了行情的价格震荡风险，其中对进口方最为不利的局面就是豆价先跌后涨，如果进口方在低位没有点价或不反向进行期货套保锁定成本，最后会被迫在高位点价结算。

　　2013年，全球大豆的消费量是2．694亿吨，中国为7557万吨，占全球消费量的28％。虽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国在大豆市场却毫无讨价还价的权益，美国才是全球大豆名副其实的定价中心，美国农业部定期发布的产量报告成为全球大豆期货价格运行的风向标，美国占据着国际大豆市场的话语权，这被认为是涌现大豆违约危机的根源。

　　中国的期货市场并没有全面走向国际，大部分中国买家普遍通过国际粮商在CBOT进行期货头寸点价，国际粮商可以轻易把握 中国买家的已点价头寸和未点价头寸情景，使海外资金有天然优势进行逼仓。一旦中国的大豆进口商被迫在高位点价结算，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内粮油价格的被动推高、物价上涨，进口商顿时会转嫁风险来 国内压榨饲料养殖市场，同时国家还要多付出美元外汇。

　　为了避免上述情景的发生，政府相关部门应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加强国内企业的联合和建立自己的大豆期货交易机构、抱团争夺大豆定价权，并提高国内生产和进口环节的补贴或加大减税的力度，以提高种植户的主动性和国内大豆贸易商的竞争力。也可以考虑在上海自贸区或国内其他地区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机构，以竞争大豆的定价权。

　　对于企业而言，应充分利用国内期货市场进行全面风险治理 ，锁定成本，提高竞争力，不要让价格的涨跌影响常态经营，同时减少在国外市场上被国际基金 “狩猎”的可能。企业才不会被动地接受国外市场决定的价格。更重要的是，应当筹建与纽约、芝加哥和伦敦等交易中心竞争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要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庞大市场需求的战略资源作用，逐步形成全球大宗农产品定价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