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刘刚（左四）早早来来 法庭，准备他的一审第三次开庭。
19日上午9点，辽宁猪贩刘刚在山东临沂上访两次被关入精神病院一案，在辽宁省北镇法院一审第三次开庭。
他请求判决临沂市民政局、市卫生局、市救助治理 站、兰山公安分局非法限制他人身自由，强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索赔200万元。
是否违法限制人身自由成焦点
此前刘刚向法院提起诉讼，在2008年、2009年，其在山东临沂市上访期间，在意识清醒状态下，两度被临沂当地相关机构送至精神病院，未做检查便捆绑打针灌药。
此番庭审，临沂市民政局、市卫生局、市救助治理 、兰山公安分局等四被告均托付 代理律师或代理人来 庭。控辩双方就是否对刘刚摘 取了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展开焦点辩论。
昨日上午11时半，法官宣布休庭。
精神病鉴定已无必要
今年1月庭审中，辩论焦点为刘刚是否有精神疾病，被告是否有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行为。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拟托付 相关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对刘刚进行精神病鉴定。
此前，公益法律研究所研究员黄雪涛接受《新京报》摘 访时认为，非自愿收治类型的诉讼，原告无需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蛮缠 于医学判定 ，是错误的诉讼策略，最终导致人身自由的公民基本权益，变成被精神科医生的主观判定 所操纵。
3月，控辩双方均同意舍弃 对刘刚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
追加精神病院为第三人
今年4月，该案曾第二次开庭。除上述三被告外，北镇法院同意原告及代理人申请，已追加临沂市兰山公安分局为被告，追加收治刘刚的荣军精神病医院为第三人。
刘刚的代理人包龙军说，追加被告，意味着他们将从起诉单个具体行政部门，转变为起诉整个“被精神病”的链条。
■ 庭审聚焦
公安局：出人出车属于帮忙
原告代理人包龙军认为，临沂市兰山公安分局在将刘坚强 行送往精神病院的过程中出警程序不合法。
2008年刘刚第一次被送精神病院。他来 临沂市委市政府南门上访。当时有政府人员向兰山公安分局打了报警电话。当时一辆警车内出来6名警察，强行扭住刘刚拉上警车，将其带往临沂市救助治理 站。5分钟后，刘刚被同一辆警车送至荣军医院精神病专科。
包龙军称，赶来 现场的警员，所驾车辆为警用车辆，“这完全是一次有效的接出警行为”。
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对警方的接出警行为，要有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搜集证据、填写案件受理登记表等严厉程序请求。但是被告没提供任何证据，没法证明这次出警的合法性。
对此，被告兰山分局代理人称，警方借车属于“帮忙”，生猪价格，而非出警行为和行政行为。
他表示，警方此次的行事方式是“（有人）打电话—求助—帮忙”，警车将刘刚送至救助站不属于行政行为。由于救助站已下班，再由警车将刘刚送往荣军医院，此时的警车是被借用。
刘刚当庭反问：“你往外借车，怎么还借警察呢？”
民政局：只是报警没有其他行政行为
临沂市民政局代理律师称，在刘刚第二次被强送精神病院时，该局工作人员只是打电话报警，报警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刘刚两次被送精神病院，民政局未作任何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拿出一张由兰山公安分局提供的《110接处警信息单》，其中注明：“经处警费解，该男子自称叫刘刚，不听劝解，还跑来 旁边食 树叶。民政局联系荣军医院出车将刘刚送往荣军医院治疗”。
包龙军称，单据上写明刘刚被送精神病院是“民政局联系的”，临沂市民政局难以推脱“无具体行政行为”。
救助站：刘刚符合救助条件
原告称，据山东省对城市流浪乞讨、生活无着人员救助治理 规定。救助对象为，城市生活无着的乞讨人员，即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城乡低保、或者农村无保供给 、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同时符合上述条件，不属于救助对象。
“他是信访人，有明确住所、是商人有较高收入”，原告代理人称，刘刚并不符合救助标准。就算他是救助对象，救助站也应在24小时内完成对他身份的登记、核实、建档等工作。刘的身份证件，出事后便被公安机关收走，“如果他是精神尤其人员，为什么两次均不通晓 ‘监护人’”？
被告代理律师称，救助站是按规定将刘刚送往“指定地点”救治，遵循“先救治、后救助”原则，“完全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履行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