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养殖公司则是由种苗厂转型而来的。公司负责人朱经理介绍,自己进入肉鸡养殖的因素和饲料厂大同小异。当时也是因为种苗很难卖,即便卖出去,也是以2元的成本卖1元的价钱。为了减少亏损,他才决定成立养殖公司招揽农户养自己生产的鸡苗。而且缓缓做大之后,他的公司也成立了自己的饲料厂。他表示,这样至少比购买成品料节约20%的成本。

黄永禄归忆,当年自己创办开平第一家养鸡公司时,当地农户还对“公司+农户”模式半信半疑,需要公司业务员挨家挨户动员农户加入。而一旦尝来 甘头,“公司+农户”模式很快被复制,新公司层出不穷。而这些新公司的投资者有两大主要来源,鸡苗场和饲料厂,正好是养鸡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这些投资者进入养鸡行业有先天性的优势。而事实上,在“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之下,饲料、鸡苗企业的生存空间被大型养殖企业所挤压。要生存必须做长产业链,但一体化的养殖公司盛行无形中也加剧了行业竞争。

扩大规模,公司才能获得利润

黄劲松认为,养鸡行业的门槛过低,使得其他行业的人很容易参与进来,而“公司+农户”模式也很容易被仿照。“只要有钱,谁都能养鸡,反正拉来 几十个农户就可以成立公司。”他还指出,当地最大的几间养鸡公司基本都来自广西,因素就是有资金优势。在广东养鸡,要贷款必须抵押房产,一样 养鸡公司根本贷不来 钱。而广西因为是农业大省,政府出台了许多优待 政策扶持“公司+农户”企业的发展,公司很容易获得贴息贷款。

不可否认,现在养鸡业产量过大,也来自于“公司+农户”模式带来的规模效应。“公司+农户”模式已经被一些地方政府赋予带动农户致富的政治功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公司的无限度扩张。黄劲松介绍,公司做得越大越能得来 扶持,“温氏的产量从去年每天60万只来 今年每天80万只,市场哪承担 得起啊。”他表示,自己这种小公司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生存只会更加艰巨 ,甚至有可能考虑逐步 淡出。

事实上,退出并不容易。“公司+农户”之所以被大量复制,与其本身制度设计框定了公司与农户平稳的合作关系不无关联。农户与公司合作,必须缴纳一定押金,并在场地、基础设施等方面投入巨额资金。通过此种方式,农户被公司“套牢”,在未收归成本之前,农户不敢轻易退出。即使无法实现利益最大,至少可以规避市场风险,“坚持现状至少不会大亏,完全退出,则意味着前期投入一定无法收归。”对公司而言,则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控制利润的产生和分配方式,并通过整条产业链获取利润。扩大规模是获得利润的前提,因此,即使在行情普遍低迷的情景下,公司也愿死撑。在此种境况下,看似不理性的产能扩张却是公司与农户最理性的市场策略。在“公司+农户”之下,被套牢的不只是农户,还有公司。

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为了争夺有限的农户,公司陷入恶性竞争,往往一家公司在合同中承诺给农户每只鸡1.5元的利润,另一间公司就可能开来 每只鸡2元,恶性的价格战往往导致两败俱伤。而在目前供大于求的情景下,黄永禄作为禽业协会的会长也曾频繁召集各个公司的负责人开会,渴望 大家能够一起控制出栏量,从而使价格归稳。然而,在会上大家口头同意,归去之后却因为“忧患自己的地盘被夺 ”而不愿先降低产量。对于这样的僵局,黄永禄也很无奈。黄劲松则直言:“开公司的都是大老板,而且前几年行情好都赚了钱,大家都还挺得住,人人都想着过几个月行情会好起来。”

“公司+农户”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治理 学院欧晓明教授认为,“公司+农户”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民抗风险能力差的问题,而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是产业集聚之后产生的后果,主要是因为家禽业在整个农业中,市场准入门槛较低,资金归收时间较短,投资者会更多地进入这个行业。

他认为,“公司+农户”不可能解决养鸡业涌现的所有问题。要解决眼下的难题,还要靠行业本身。第一 ,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企业运作,最好能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良性竞争,提供更及时的市场信息和预警。

欧晓明认为,行业内部企业兼并不可避免,汰弱留强是市场经济的规律。由于家禽业本身的尤其 性,这种兼并可能会对相关的农户带来很大影响,所以单纯的兼并不适合。建立行业同盟是最好的办法,在国外,行业协会起来 了很重要的市场调剂 作用。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之下,行业协会很难拥有类似国外行业协会那样的权力来制约企业。现在唯有渴望企业在感受来 行业危机后,真正坐下来谈合作的事,而在这时候,像温氏这样的龙头企业的表率作用也相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