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放养热让公司+农户模式回到畜牧业视线。从岭南到齐鲁，从传统集团放养到新型平台放养，这场由防疫刚需与成本压力催化的产业革命，正以燎原之势席卷四川、广东、湖南、山西、河南等养猪大省。当防疫屏障与资本流动重构养殖版图，谁将成为下一个猪业放养高地？这场关乎国人饭碗的产业变局，已然写下新的时代注脚。
新形势下放养热或席卷全国
当前，我国养殖业正掀起一股放养热的浪潮。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饲料成本高企、环保要求趋严等多重因素推动下，传统的“公司+农户”合作养殖模式发生深刻变革。以广东与山东为代表的放养热（或称代养热），共同推动养殖业的转型升级。
广东的肇庆怀集，便是企业发展代养的优选地之一。天然的屏障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温氏、德康、新希望等多家大企业在此布局。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25家龙头猪企在广东11个地级市26个县区开展生猪代养业务。其中，仅肇庆怀集地区代养规模便超50万头。
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加入代养大军？过去几年，非瘟和低迷的猪价让众多中小猪场资金断裂，失去自养能力，因而不少猪场选择改建栏舍，选择与企业签约代养。放养公司多饲料企业，通过放养可以促进饲料流通，不间断放苗，减轻库存和资金压力，对于养得好的代养户，也有比较丰厚的回报。
这种代养热潮并非广东独有，而是全国养殖业转型与回归的缩影。在距离广东2000公里外的齐鲁大地，一场更具创新性的“公司+农户”模式正在蓬勃兴起。
非瘟后，山东大量资源闲置。作为生猪生产大省，山东猪产业链要素品类最为齐全，是饲料、兽药、装备和屠宰加工大省。在此背景下，山东养猪人凭借先天的优势条件，开启了一场“自救”。
山东放养的创新之处在于发展出平台化的放养模式。通过整合种猪场、饲料厂、屠宰场等产业链资源，形成了轻资产、高效率的运作体系。这种模式不仅降低了整体养殖成本，更有效分散了疫情风险。
与广东代养模式的大企业林立不同，山东放养主体呈现多元特征。放养企业不仅有传统的集团公司（如温氏、环山）和大量的饲料厂，还有以放养为主业、专门成立的专业化大型放养公司（如禾邦），以及小型合伙公司（有集团企业工作经验的合伙创业者）。据行业数据，目前山东放养公司超400家。
事实上，不论是强调集团化、标准化发展的广东代养模式，还是注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山东放养模式，两种模式都能有效应对养猪行业面临的成本、风险和环保压力问题。
这种创新实践正在产生显著的示范效应，“放养热”已从广东、山东向其他养猪大省蔓延，大有星火燎原、席卷全国之势。
下一个放养高地在哪里？
放养热兴起，尤其是山东放养相关话题引爆全网，汇集了全国养猪行业人士的目光。近期的猪业放养大会释放了一种信号，在做好防疫的条件下，“公司+农户”将以崭新的方式开花。
不妨合理地发问，养猪业下一个放养高地在哪里？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思考。
首先，看养猪集团公司的聚集地，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上市饲料集团。这类企业是“公司+农户”模式的先行者，其聚集区在复兴放养模式的过程具备先决条件，以南方为主，主要有四川、云南、广东、广西、湖南和江西六大省份。
西南地区以四川为代表。四川猪业养殖量大，年出栏超6000万头居全国首位；消费需求大，猪肉消费量占畜类消费量约85%。西南地区更核心的优势在种业，以德康、新希望、铁骑力士、万家好为代表的农牧龙头企业聚集于此。
广东、广西、湖南和江西的养猪业发展，契合本土及大湾区市场对猪肉的消费需求。在这些省区发家的大企业相当多，广东有温氏和海大，广西有力源和扬翔，湖南有唐人神和新五丰，江西有双胞胎和新正邦体系。
其次，看新型放养公司的布局。例如，引起全国关注的山东新型平台放养企业，这类公司不会局限于本土，其产能也在向外扩张，其中河北、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是重点布局地。
华北平原地区气候、饲料资源和农户养殖基础等条件与山东地区类似，而河南有牧原，其猪苗供应量大，苏皖地区又靠近长三角消费市场，这些优势利于因地制宜地复制“山东模式”。
所谓千江水有千江月，综合来看，上述每个地区各具优势，都有机会成为下一个放养高地。
新形势下放养热或席卷全国
当前，我国养殖业正掀起一股放养热的浪潮。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饲料成本高企、环保要求趋严等多重因素推动下，传统的“公司+农户”合作养殖模式发生深刻变革。以广东与山东为代表的放养热（或称代养热），共同推动养殖业的转型升级。
广东的肇庆怀集，便是企业发展代养的优选地之一。天然的屏障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温氏、德康、新希望等多家大企业在此布局。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25家龙头猪企在广东11个地级市26个县区开展生猪代养业务。其中，仅肇庆怀集地区代养规模便超50万头。
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加入代养大军？过去几年，非瘟和低迷的猪价让众多中小猪场资金断裂，失去自养能力，因而不少猪场选择改建栏舍，选择与企业签约代养。放养公司多饲料企业，通过放养可以促进饲料流通，不间断放苗，减轻库存和资金压力，对于养得好的代养户，也有比较丰厚的回报。
这种代养热潮并非广东独有，而是全国养殖业转型与回归的缩影。在距离广东2000公里外的齐鲁大地，一场更具创新性的“公司+农户”模式正在蓬勃兴起。
非瘟后，山东大量资源闲置。作为生猪生产大省，山东猪产业链要素品类最为齐全，是饲料、兽药、装备和屠宰加工大省。在此背景下，山东养猪人凭借先天的优势条件，开启了一场“自救”。
山东放养的创新之处在于发展出平台化的放养模式。通过整合种猪场、饲料厂、屠宰场等产业链资源，形成了轻资产、高效率的运作体系。这种模式不仅降低了整体养殖成本，更有效分散了疫情风险。
与广东代养模式的大企业林立不同，山东放养主体呈现多元特征。放养企业不仅有传统的集团公司（如温氏、环山）和大量的饲料厂，还有以放养为主业、专门成立的专业化大型放养公司（如禾邦），以及小型合伙公司（有集团企业工作经验的合伙创业者）。据行业数据，目前山东放养公司超400家。
事实上，不论是强调集团化、标准化发展的广东代养模式，还是注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山东放养模式，两种模式都能有效应对养猪行业面临的成本、风险和环保压力问题。
这种创新实践正在产生显著的示范效应，“放养热”已从广东、山东向其他养猪大省蔓延，大有星火燎原、席卷全国之势。
下一个放养高地在哪里？
放养热兴起，尤其是山东放养相关话题引爆全网，汇集了全国养猪行业人士的目光。近期的猪业放养大会释放了一种信号，在做好防疫的条件下，“公司+农户”将以崭新的方式开花。
不妨合理地发问，养猪业下一个放养高地在哪里？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思考。
首先，看养猪集团公司的聚集地，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上市饲料集团。这类企业是“公司+农户”模式的先行者，其聚集区在复兴放养模式的过程具备先决条件，以南方为主，主要有四川、云南、广东、广西、湖南和江西六大省份。
西南地区以四川为代表。四川猪业养殖量大，年出栏超6000万头居全国首位；消费需求大，猪肉消费量占畜类消费量约85%。西南地区更核心的优势在种业，以德康、新希望、铁骑力士、万家好为代表的农牧龙头企业聚集于此。
广东、广西、湖南和江西的养猪业发展，契合本土及大湾区市场对猪肉的消费需求。在这些省区发家的大企业相当多，广东有温氏和海大，广西有力源和扬翔，湖南有唐人神和新五丰，江西有双胞胎和新正邦体系。
其次，看新型放养公司的布局。例如，引起全国关注的山东新型平台放养企业，这类公司不会局限于本土，其产能也在向外扩张，其中河北、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是重点布局地。
华北平原地区气候、饲料资源和农户养殖基础等条件与山东地区类似，而河南有牧原，其猪苗供应量大，苏皖地区又靠近长三角消费市场，这些优势利于因地制宜地复制“山东模式”。
所谓千江水有千江月，综合来看，上述每个地区各具优势，都有机会成为下一个放养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