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养猪农相对专业性较强，有专业养母猪出售仔猪的，也有购买仔猪进行育肥的。即使是自繁自养，因规模相对较小，栏舍设计也较灵活多变，留有余地，因此出栏时间也没有固定的程式化。这样在价格短期下跌时，他们可能推迟出栏，客观上起到了调节市场的作用。在特殊原因仔猪供应不足时，仔猪价格肯定上涨，他们会因仔猪成本的提高，为降低单位增重分摊的仔猪成本而提高出栏体重;客观上起到了因仔猪供应缺口引起上市猪肉量不足的调节作用。当仔猪供应过剩时，仔猪价格自然下降，他们可以忽略仔猪价格对成本的影响，充分利用生猪生长前期单位增重饲料耗量少的特点，降低出栏体重，快进快出，这样就降低了仔猪过多后续猪肉上市量过剩的压力。

　　他们大多数都是家庭操作，不需顾请人员，当市场整体供给过剩，价格下跌时，他们随时可以撤退，不存在就业安置方面的各种难题，也不必考虑资金和设施闲置的损失。当市场整体供给不足时，他们又随时可以杀入，不存在人员组织方面和资金筹措方面的困难。机动灵活，“船小好掉头”。特别是少量散养一般是由留守老人和妇女从事的业余性工作，既能充分利用农村家庭副产品和青绿饲料，也不占用社会劳动力，还能补充农民家庭收入，对社会、农民本身都有益无害。

　　那么，为什么生猪散养总是备受责难，遭到歧视甚至政策上的打击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猪价高低与波动幅度大小与养殖结构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前文已经说到，九十年代散养为主时与近年规模养殖占比提高的情况下，不管是猪肉价格的涨幅，还是波动的频率，反而是倒过来的。本老倌甚至敢断言，如果我们现在强行将生猪散养消灭，定价权完全由权贵资本垄断，猪肉价格不但降不下来，反而会像中国石油一样成倍上涨，中国人真正吃不起肉的日子将为期不远。

　　中国肉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养殖成本高。养殖成本高的主要原因，一是美加等国可以合法使用瘦肉精等生长促进剂，而中国是严格禁止使用的，私自使用是要付出牢狱之灾的严重代价的。二是饲料原料价格高，做为主要蛋白原料的豆粕，由于国内禁止生产转基因大豆，但允许进口国外的转基因产品，这种不平等竞争轻而易举的摧垮了中国大豆种植业后，从此定价权一直操控在美洲国家手里;做为最重要能量饲料原料的玉米虽然国内目前还基本可以自给，但由于中国耕地面积少，土地所有权不明确，难以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且同样禁止生产转基因农产品而默许国外的转基因产品流入国内，致使国产玉米生产成本高，价格自然也比国际市场价要高很多。第三是隐性成本高，我国因重复从多国大量引进种猪，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猪病都引进了中国，使中国成为万国猪病大乐园。使中国养猪业不但防疫成本比任何国家都高，而且因死亡率高而推高了出栏总体成本。养殖成本与养殖规模同样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如前文所述散养因为能充分利用零星农副产品和青绿饲料，而且不需管理费用，劳力使用也灵活多变，反而能部分降低成本。

　　散养备受责难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散养群体话语权的丧失。前面说过，散养农民大多是失去打工资格的老弱妇孺，他们多数没有文化，在精英治国策略下的中国，他们基本上完全丧失了社会话语权。所以对他们任何的坻毁和口殊笔伐，他们都只能忍受，完全处于失语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