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了解的猪业发展历史上，还看不到比这次更严格的行政调控。

　　对一个年出栏7亿头的市场展开调控抑制市场失灵，成为中国反内卷推进中颇具看点的一次行政手段尝试。

　　9月16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召开生猪产能调控企业座谈会，牧原、温氏、双胞胎、新希望、德康、大北农等25家头部猪企代表参会，目的只有一个：降产能。

　　市场相信重拳出击之下，这场行政调控定能成功。不过，力度如此之大的行政纠偏举措，必然会冲击市场带来挤出效应。

　　信息显示，本次会议把降产能的任务分配给了大企业与地方政府。

　　比如，本次会议直接要求头部25家企业到明年1月底前合计减少能繁母猪100万头，在当前4043万母猪基础之上，下调至3950万头。

　　能繁是生猪供应的总开关。从源头控制生猪过剩，控能繁就相当于控制了10个月后的出栏规模，也就相当于控制了猪价下跌。

　　控制头部企业的能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不过，如果不控制中小企业养殖场（专业户）的能繁，必然出现一头堵、一头冒的现象，致使降能繁成效打折，为此，又出台了各省份减能繁100万头的目标，这样抑制中小养殖户的逆向增产。

　　会议还明确要求头部企业2026年整体出栏同比减少10%，抑制了企业在降能繁的前提下借道提高PSY扩产之路。

　　同时，会议还要各企业要保持生猪出栏体重在120公斤左右，再次强调严厉打击二次育肥。

　　总体判断，这次生猪反内卷调控举措之严厉，历史上不曾见过。直接下达降产任务，让企业依指令性计划生产，恐怕在一个原本自由竞争的市场内实属罕见的行政作为。

　　如果有企业不听从指令，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行政手段有查环保、控信贷与减补贴，显然这些措施对于猪企来说，刀刀见肉。

　　事实上，当企业都能严格执行指令性生产计划，恰恰让大家走出囚徒困境，共享猪价上涨的红利，如果有企业打破市场合作，希望获取更多的收益（通过钻营政策漏洞多养母猪），他必然承担被查的风险。

　　那么，如果各大企业与地主政府严格落实了这次会议精神，中国生猪产业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格局呢？

　　猪价上涨应当值得期待，从而拉动CPI上涨。毕竟，生猪所占权重相对较大(猪价每上涨1元/公斤，约拉动CPI上升0.3个百分点)。

　　不过，还要看到指令性生产计划对行业发展带来的挤出效应：

　　一是各大企业在自保减能繁后的产能规模，公司＋农户的产能扩繁模式必然受到冲击，抑制生猪养殖户的增长。农民通过养猪致富的想法就会搁浅。

　　二是行政调控相当于筑起了行业生产保护伞，猪价上涨就稳定地拿到收益，不必再通过市场创新获取额外的红利，那么，企业之间的降本竞赛就将停止，当中国生猪企业竞争性生存带来的压力释放了，也就意味着中国猪企的创新活力必然降低。保护抑制创新的现象就必然发生，中国生猪产业的高质量进化道路恐怕会遭遇曲折。

　　三是难有新资本再进入到这个行业了。本来就过剩，资本在外逃。当行政介入调控之后，新资本进入养猪行业恐怕受到地方政府的阻力，毕竟地方政府身上还有降能繁的任务。

　　近期看，落实降能繁，降规模，降体重的指令性计划任务之下，也将意味着2025第四度的猪价难有回升的希望了。毕竟，各大猪企一定会加大今年的出栏规模，来抬高明年的出栏基数，抢占明年更多一点的市场份额。

　　指令性生产还会对生猪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有哪些不确定性的影响，尚须时间观察。

　　当然，关闭一扇门，也意味着打开另一扇门。有志气的中国猪企可以出海，抢占世界养猪市场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