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多的临床兽医认为，临床上各种疾病的病因往往是单一的、孤立的，甚至是绝对的，这种单因子二元思维左右了中国的无数兽医，只重视病原研究、不重视环境研究就是其典型表现。兽医学研究各领域所涉及的病因可能都只是病因链中的某一个环节，只有综合起来，才能够正确地预防、诊断、治疗疾病，比如，传染病的流行病学三角模型告诉我们，传染病发生与否是病原因素、猪群机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面对猪群疾病，深入挖掘病因，建立病因思维和系统思维，综合考虑机体、环境与病原的内在联系，才是“当代兽医”应该具备的素养，才是我们防控疾病的根本出路。
结合当前猪群疾病发展规律，笔者提出“环境源性疾病”概念，将疾病众多发病因素中的环境一面（或一环）揭开展示在养猪人面前，这不是单纯的为了将疾病与环境画上联系符，而是揭示众多疾病与环境因素相联系的一面，或者换种视角看待疾病，为我们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兽医学科研提供一种思路；更为进一步警醒养猪人，环境因素在猪群健康或疾病状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防控疾病必须实现思维升级。
一、不良环境因素在猪群疾病中扮演的两大角色
1、主因角色，是致病的根本因素。在疾病中起到“火药”的作用。比如，引起环境源性创伤的尖锐利物、引起热射病的高温、引起氨气中毒的氨气等。
2、诱因角色，是主因和疾病之间的桥梁。大多数疾病的发生，除了需要具有一定主因之外，还必须要具有联系主因和机体的中介条件，这个中介条件就是诱因，是能够诱发和促进主因发生作用的因素，在疾病中起到“引信”的作用。比如众多条件性致病菌（如大肠杆菌等），致病需要条件或机会，环境温度骤变、环境潮湿或其他不利环境因素存在时，导致猪群抗病力下降，条件性致病菌才可“趁火打劫”导致疾病发生。
当然，在多数情况下，环境因素在疾病发生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其所扮演的两种角色也会相互转化、相互促进。
二、以环境源性疾病论审视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ASF，本文简称“非瘟”）在猪场的发生与流行有三个基本要素，即：传染源、传播途径与易感猪群。在这三个要素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支撑体系，就是环境因素，它甚至从根本上决定着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
1、不良环境与ASF传染源
（1）在大环境中，人员密集区、主干道、集贸市场附近及生猪密度较高的区域往往是风险更大的地方，防控疫情没有“灯下黑”，最危险的地方防疫压力无疑也是最大的。因此选址是否科学、猪场所处的大环境对猪场生物安全与防非成效有着重要影响。
（2）在猪场内，传染源往往指的是携带非瘟病毒（ASFV）的蜱虫或体内有ASFV增殖并且能排出病毒的猪只等。不良环境有利于蜱虫、蚊蝇和ASFV的生存和繁殖，延长ASFV的半衰期，大幅扩大了其存活及感染时间范围，并对其在猪场环境中不断聚集产生重要的“催化”作用（图1）。
图1不良环境因素对ASF传染源的影响
2、不良环境与ASFV传播途径
传播途径是病毒从传染源排出体外，经过一定的传播方式，到达并侵入新的易感猪只的过程。ASFV的传播途径包括直接接触传播和间接接触传播。不良环境因素可促进ASFV移位，扩大存活空间范围，对其各种传播途径均有促进作用（图2）。
图2不良环境因素对ASFV传播途径的影响
3、不良环境与易感猪群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仇华吉研究员在第二届中国畜牧业生物安全大会的讲座内容，在试验猪场，用ASFV活毒模拟自然途径感染猪只15 d后，检测猪的血液、鼻拭子和肛门拭子，病毒抗原均为阴性，但环境病原检测为阳性，说明ASFV和猪共存的环境不等于会发生ASF疫情，也即“非瘟病毒+猪未必等于非瘟”。并且有研究表明，当猪群健康时，猪只接触低剂量非瘟病毒时有可能不被感染，故推测猪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会发挥作用将之清除；反之，当猪群非特异性抵抗力较低时，其易感性更强。而在实际生产中，不良环境对猪群抗病力产生着极大影响。比如，在温差较大情况下，猪只会出现应激反应，表现为内分泌、消化、神经和免疫等系统的生理紊乱，抗病力下降，导致猪只更容易发病。2019年秋季，山西某猪场做了猪舍内温差及猪场治疗情况的记录，结果显示，每一个温差较大的时间段，都会对应一个治疗高峰（图3）。
图3猪舍日温差与治疗量之间的关系曲线
再比如，运动空间不足、空气质量差和潮湿等问题使得猪群长期处于多重应激状态，造成免疫抑制、黏膜损伤等一系列问题，使ASFV对猪群的感染阈值大幅降低（主要机制见图4）。诸如此类，众多不良环境因素皆会削弱猪群抗病能力，让猪群对ASFV的易感性大大提高，进而助推了ASF疫情的波动或发生（图5）。
图4应激导致免疫损伤机制
图5不良环境因素对易感猪群的影响
不得不提的是，着眼于病原的生物安全措施中，比较常用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个手段即是带猪消毒，毫无疑问，其是控制ASFV环境载量的有效方式之一。但是，大部分化学消毒剂在带猪消毒杀灭病原、降低环境病原载量的同时，也在通过影响环境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猪群，造成黏膜损伤、抗病力下降，使猪群对病原的易感性提高，进而起到促进发病的作用，此为带猪消毒的“双向作用”（图6）。特别是2018年ASF疫情在中国发生以来，养猪场对于消毒的认识和依赖程度大幅提升。然而在很多猪场大量运用化学消毒剂的情况下，ASF疫情并没有因此被有效控制，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在运用消毒剂时，忽略了化学消毒剂通过对机体黏膜和环境破坏而对疾病起到的助推作用。因此，在ASFV弱毒株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带毒生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探索更安全、高效、持久的消毒产品及模式也是系统防非中的重要一环，比如有机酸化剂（包括发酵酸）、银离子等新型材料实现环境自净功能等领域，值得进一步探索。
图6带猪消毒双向作用
由上可见，ASF疫情的发生绝非ASFV病原单方面因素决定的。仇华吉研究员提出了“酒量”理论，意在提醒猪场，防非既要全力降低内外环境中的病毒载量，又要尽力提升猪群的“酒量”（病毒感染阈值）。而不良环境下，病毒累积、传播加剧，同时猪群抵抗力受到破坏，“酒量”每况愈下，疾病必然防不胜防。反之，综观防非成功的猪场，设备未必先进，手段未必“高大上”，但大都通过生物安全、环境改良等综合措施大大减少了疫情的发生几率，比如广西奇昌养殖模式中，在阻隔病毒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猪场环境控制上，给猪群营造洁净干燥、温度适宜、空气清新、有益微生物占主导的环境状态，换来了猪群较高抗病力，也成了防非成功的典型模式之一。总之，防非成功既要有生物安全的阻隔力，又必须要有清除“漏网之鱼”的战斗力！
三、小结
只将眼光盯在各类病原微生物上，却不见流行病学上糟糕环境所起的作用，是控制传染性疾病最可怕的偏颇。因此，防控传染病，养猪人切勿将眼光只盯在病原上！任何一个传染病，都不是孤立的疾病，它的发生与环境等因素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找到关联，深入探索病之本末，再施以系统防制，才是养猪人应有的防病思维。正如仇华吉研究员所言，非瘟防控是持久战，我们不能有浮躁心态、赌徒心理、绝招思维，切不可迷信“神药”“神苗”“神专家”，而要用系统思维、“结硬寨、打呆仗”。
专家点评
任何动物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一定是由于同时存在三个因素，即不断排出病毒的源头（传染源）、搭载和散播病毒的工具和路径（传播途径）、具有易感性的动物群体。猪场非瘟疫情防控战略和战术都应当着眼于这三个环节的管控，分别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即关“水龙头”（掐住病毒之源，控制病毒增量）、降低“病毒载量”（切断病毒之“腿”，消减病毒存量）、提升“酒量”（内外兼修，提高猪的耐受性）。
本文从猪场环境的视角，详细评述了不良环境与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动物三个环节的联系，揭示了恶劣环境在非瘟疫情发生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值得思考。一粒种子能不能发芽取决于自身是不是一粒“好”种子，同时也取决于土壤及其环境（温度、湿度、光照、空气等）因素的影响。非瘟病毒也如同“种子”（致病性就是其“种子”“根性”），是否会“发芽”（引发疾病），不仅取决于有无合适“土壤”（易感猪），还要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当然，猪场环境不是非瘟疫情的唯一诱因，防控非瘟，仍然需要强调系统思维，实行基于生物安全体系的综合防控（营养、环境、管理、防疫、育种等）。作为新一代兽医，不仅要会给猪看病，而且要会给猪场内外环境“看病”、给猪场饲养管理“看病”，甚至给猪场管理者“看病”。
结合当前猪群疾病发展规律，笔者提出“环境源性疾病”概念，将疾病众多发病因素中的环境一面（或一环）揭开展示在养猪人面前，这不是单纯的为了将疾病与环境画上联系符，而是揭示众多疾病与环境因素相联系的一面，或者换种视角看待疾病，为我们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兽医学科研提供一种思路；更为进一步警醒养猪人，环境因素在猪群健康或疾病状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防控疾病必须实现思维升级。
一、不良环境因素在猪群疾病中扮演的两大角色
1、主因角色，是致病的根本因素。在疾病中起到“火药”的作用。比如，引起环境源性创伤的尖锐利物、引起热射病的高温、引起氨气中毒的氨气等。
2、诱因角色，是主因和疾病之间的桥梁。大多数疾病的发生，除了需要具有一定主因之外，还必须要具有联系主因和机体的中介条件，这个中介条件就是诱因，是能够诱发和促进主因发生作用的因素，在疾病中起到“引信”的作用。比如众多条件性致病菌（如大肠杆菌等），致病需要条件或机会，环境温度骤变、环境潮湿或其他不利环境因素存在时，导致猪群抗病力下降，条件性致病菌才可“趁火打劫”导致疾病发生。
当然，在多数情况下，环境因素在疾病发生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其所扮演的两种角色也会相互转化、相互促进。
二、以环境源性疾病论审视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ASF，本文简称“非瘟”）在猪场的发生与流行有三个基本要素，即：传染源、传播途径与易感猪群。在这三个要素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支撑体系，就是环境因素，它甚至从根本上决定着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
1、不良环境与ASF传染源
（1）在大环境中，人员密集区、主干道、集贸市场附近及生猪密度较高的区域往往是风险更大的地方，防控疫情没有“灯下黑”，最危险的地方防疫压力无疑也是最大的。因此选址是否科学、猪场所处的大环境对猪场生物安全与防非成效有着重要影响。
（2）在猪场内，传染源往往指的是携带非瘟病毒（ASFV）的蜱虫或体内有ASFV增殖并且能排出病毒的猪只等。不良环境有利于蜱虫、蚊蝇和ASFV的生存和繁殖，延长ASFV的半衰期，大幅扩大了其存活及感染时间范围，并对其在猪场环境中不断聚集产生重要的“催化”作用（图1）。
图1不良环境因素对ASF传染源的影响
2、不良环境与ASFV传播途径
传播途径是病毒从传染源排出体外，经过一定的传播方式，到达并侵入新的易感猪只的过程。ASFV的传播途径包括直接接触传播和间接接触传播。不良环境因素可促进ASFV移位，扩大存活空间范围，对其各种传播途径均有促进作用（图2）。
图2不良环境因素对ASFV传播途径的影响
3、不良环境与易感猪群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仇华吉研究员在第二届中国畜牧业生物安全大会的讲座内容，在试验猪场，用ASFV活毒模拟自然途径感染猪只15 d后，检测猪的血液、鼻拭子和肛门拭子，病毒抗原均为阴性，但环境病原检测为阳性，说明ASFV和猪共存的环境不等于会发生ASF疫情，也即“非瘟病毒+猪未必等于非瘟”。并且有研究表明，当猪群健康时，猪只接触低剂量非瘟病毒时有可能不被感染，故推测猪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会发挥作用将之清除；反之，当猪群非特异性抵抗力较低时，其易感性更强。而在实际生产中，不良环境对猪群抗病力产生着极大影响。比如，在温差较大情况下，猪只会出现应激反应，表现为内分泌、消化、神经和免疫等系统的生理紊乱，抗病力下降，导致猪只更容易发病。2019年秋季，山西某猪场做了猪舍内温差及猪场治疗情况的记录，结果显示，每一个温差较大的时间段，都会对应一个治疗高峰（图3）。
图3猪舍日温差与治疗量之间的关系曲线
再比如，运动空间不足、空气质量差和潮湿等问题使得猪群长期处于多重应激状态，造成免疫抑制、黏膜损伤等一系列问题，使ASFV对猪群的感染阈值大幅降低（主要机制见图4）。诸如此类，众多不良环境因素皆会削弱猪群抗病能力，让猪群对ASFV的易感性大大提高，进而助推了ASF疫情的波动或发生（图5）。
图4应激导致免疫损伤机制
图5不良环境因素对易感猪群的影响
不得不提的是，着眼于病原的生物安全措施中，比较常用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个手段即是带猪消毒，毫无疑问，其是控制ASFV环境载量的有效方式之一。但是，大部分化学消毒剂在带猪消毒杀灭病原、降低环境病原载量的同时，也在通过影响环境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猪群，造成黏膜损伤、抗病力下降，使猪群对病原的易感性提高，进而起到促进发病的作用，此为带猪消毒的“双向作用”（图6）。特别是2018年ASF疫情在中国发生以来，养猪场对于消毒的认识和依赖程度大幅提升。然而在很多猪场大量运用化学消毒剂的情况下，ASF疫情并没有因此被有效控制，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在运用消毒剂时，忽略了化学消毒剂通过对机体黏膜和环境破坏而对疾病起到的助推作用。因此，在ASFV弱毒株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带毒生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探索更安全、高效、持久的消毒产品及模式也是系统防非中的重要一环，比如有机酸化剂（包括发酵酸）、银离子等新型材料实现环境自净功能等领域，值得进一步探索。
图6带猪消毒双向作用
由上可见，ASF疫情的发生绝非ASFV病原单方面因素决定的。仇华吉研究员提出了“酒量”理论，意在提醒猪场，防非既要全力降低内外环境中的病毒载量，又要尽力提升猪群的“酒量”（病毒感染阈值）。而不良环境下，病毒累积、传播加剧，同时猪群抵抗力受到破坏，“酒量”每况愈下，疾病必然防不胜防。反之，综观防非成功的猪场，设备未必先进，手段未必“高大上”，但大都通过生物安全、环境改良等综合措施大大减少了疫情的发生几率，比如广西奇昌养殖模式中，在阻隔病毒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猪场环境控制上，给猪群营造洁净干燥、温度适宜、空气清新、有益微生物占主导的环境状态，换来了猪群较高抗病力，也成了防非成功的典型模式之一。总之，防非成功既要有生物安全的阻隔力，又必须要有清除“漏网之鱼”的战斗力！
三、小结
只将眼光盯在各类病原微生物上，却不见流行病学上糟糕环境所起的作用，是控制传染性疾病最可怕的偏颇。因此，防控传染病，养猪人切勿将眼光只盯在病原上！任何一个传染病，都不是孤立的疾病，它的发生与环境等因素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找到关联，深入探索病之本末，再施以系统防制，才是养猪人应有的防病思维。正如仇华吉研究员所言，非瘟防控是持久战，我们不能有浮躁心态、赌徒心理、绝招思维，切不可迷信“神药”“神苗”“神专家”，而要用系统思维、“结硬寨、打呆仗”。
专家点评
任何动物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一定是由于同时存在三个因素，即不断排出病毒的源头（传染源）、搭载和散播病毒的工具和路径（传播途径）、具有易感性的动物群体。猪场非瘟疫情防控战略和战术都应当着眼于这三个环节的管控，分别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即关“水龙头”（掐住病毒之源，控制病毒增量）、降低“病毒载量”（切断病毒之“腿”，消减病毒存量）、提升“酒量”（内外兼修，提高猪的耐受性）。
本文从猪场环境的视角，详细评述了不良环境与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动物三个环节的联系，揭示了恶劣环境在非瘟疫情发生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值得思考。一粒种子能不能发芽取决于自身是不是一粒“好”种子，同时也取决于土壤及其环境（温度、湿度、光照、空气等）因素的影响。非瘟病毒也如同“种子”（致病性就是其“种子”“根性”），是否会“发芽”（引发疾病），不仅取决于有无合适“土壤”（易感猪），还要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当然，猪场环境不是非瘟疫情的唯一诱因，防控非瘟，仍然需要强调系统思维，实行基于生物安全体系的综合防控（营养、环境、管理、防疫、育种等）。作为新一代兽医，不仅要会给猪看病，而且要会给猪场内外环境“看病”、给猪场饲养管理“看病”，甚至给猪场管理者“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