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病毒性腹泻的流行格局，在过去两三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如果仍然按照“冬季防PEDV、打经典疫苗、发病就返饲”的旧框架来应对，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踩中当前最大的几个防控盲区。
根据2025—2026年的监测数据，最值得关注的变化集中在三个层面：PEDV完成了从经典G1到G2c的毒株更替，且G2c携带明确的免疫逃逸突变；轮状病毒（PoRV）的检出率已超越PEDV，成为检出率最高的腹泻病原；PEDV与PoRV的混合感染，取代了PEDV-TGEV的组合，成为腹泻病例中最主要的混合感染类型。这三个变化叠加在一起，意味着“打一针经典疫苗、等冬天过去”的策略，正在系统性失效。
一、PEDV：G2c成为绝对优势，经典疫苗的中和抗体“够不着”
PEDV的基因型更替是当前最核心的变量。2021—2024年覆盖安徽、广西、河北等9个省份的69条S基因序列分析显示，G2c亚型在暴发毒株中的占比高达69.57%（48/69），曾经占据主导的G2a（20.29%）和G2b（2.89%）已大幅收缩，S-INDEL重组型仅占7.25%。另一项针对当前暴发群的研究同样确认，G2c变异株在流行毒株中的占比接近七成。G2c已经完成了对国内猪群PEDV优势地位的确立，这不是一个“正在出现”的趋势，而是已经落地的现实。
G2c之所以值得单独拿出来讨论，不在于它的名字新，而在于它携带了能够实质性削弱现有疫苗保护力的分子特征。S蛋白是PEDV诱导中和抗体的主要靶点，G2c在S1和S2区域出现了多处特征性氨基酸替换，包括N139D、Y182H、I287M、F345L和L998M。结构建模显示，这些替换并非“沉默”的，而是引起了局部构象的显著改变——N139D使原本的无规则卷曲变为α螺旋，I287M和F345L改变了受体结合界面的构象，L998M在融合肽附近诱导了α螺旋延长。这些构象层面的“整形”，直接损害了传统疫苗诱导的抗体对G2c毒株的识别效率。
中和试验的数据把这种损害量化了。以G2c代表株为靶标，CV777（G1a）活疫苗加灭活加强组的几何平均中和滴度（GMT）仅为10，两针AJ1102（G2b）灭活疫苗组仅为20，AJ1102活疫苗加灭活加强组也不过40。而G2c毒株在新生仔猪中的致病性极为凶险：AHCZ02株接种后，仔猪在66小时内达到100%死亡，伴随剧烈水样腹泻、快速脱水和严重的空肠绒毛萎缩。经典疫苗诱导的抗体水平，与G2c的实际致病力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靠“加免一次”来填平的鸿沟。
2025年全国PEDV检出率达到70.75%，2026年第一季度虽有所回落至28.1%，但PED的报告发病数与病死数在二类动物疫病中仍位居首位。检出率的短期波动不改变一个基本判断：PEDV的流行仍在持续，而优势毒株已经换成了经典疫苗难以有效覆盖的那一株。
二、轮状病毒：检出率超越PEDV，成为“数量意义上的头号病原”
如果说PEDV的问题在于“毒株变了”，那么轮状病毒的问题在于“体量变了”。
2025年的监测数据显示，PoRV的阳性率达到75.65%，超过了PEDV的61.33%；到2026年第一季度，PoRV检出率进一步攀升至94.6%，部分腹泻高发区域甚至达到97.9%。在华东和华中地区，PoRV的检出率分别达到90.2%和97.9%，已经构成了一个常年高载量的流行背景。
PoRV的临床定位需要被重新校准。它单独感染时的死亡率通常低于PEDV，但发病率极高，且主要攻击2—8周龄仔猪，尤其是断奶前后的仔猪，临床以黄色或白色糊状腹泻为主，病程相对缓和，但极易导致生长停滞和僵猪。它的危害模式不是“快速杀死”，而是“大面积拖垮”。更值得警惕的是，PoRV已经呈现出常年发病的趋势，冬春季节性特征在部分区域不再明显，这意味着它不再是一个“只在冬天需要防”的问题。
PoRV的防控还有一个额外的复杂性：国内猪群中流行的血清型多样，以G9、G5、G4、G3型为主，而商品化三联活疫苗的针对性并不充分，不同血清型之间的交叉保护有限。“有疫苗可打”和“打了能防住当前流行的血清型”，在PoRV身上是两个需要分开回答的问题。
三、混合感染：PEDV+PoRV成为主流组合，病情被系统性放大
当前最容易被低估的变量，是混合感染的普遍性和它的临床后果。
2025年的监测数据清晰地显示，在多种病原的混感组合中，PEDV+PoRV的阳性率最高，达到46.88%，远超PEDV+PDCoV的22.22%。另一项基于超百家猪场的检测报告同样确认，PEDV与PoRV的混合感染占腹泻病例的35.9%，而TGEV几乎退出了混感组合的序列。PEDV-TGEV的经典组合正在被PEDV-PoRV取代，这意味着用包含TGEV成分的传统三联苗去应对当前的混感格局，覆盖面上存在结构性缺口。
混合感染的意义不在于“多了一种病原”，而在于致病性的协同放大。PoRV感染可以促进PEDV的复制，二者在肠道内表现出明确的协同致病效应，混合感染会导致新生仔猪的死亡率显著高于单一感染。同时，PDCoV虽然总体检出率较低（多数研究显示低于10%，但部分送检样本中可达48.10%），呈地方性流行，在与PEDV共感染时同样会加重新生仔猪的肠道损伤和免疫紊乱。在一个已经混合感染的样本里，只针对其中一种病原去设计免疫和用药方案，等于默许另一种病原继续制造损失。
四、“返饲”的边界：应急工具，而不是常规方案
在经典疫苗保护力不足的背景下，返饲被不少猪场重新拾起。G2c毒株的反馈免疫确实在数据上表现出远超常规疫苗的中和抗体水平——反馈策略诱导的GMT达到480—1893，是常规疫苗（GMT10—40）的12倍到189.3倍。这个数据本身是真实的，但它描述的是一种应急状态下的免疫学潜力，而不是一种可以标准化推广的常规操作。
返饲的核心风险不在于“有没有效”，而在于“做对的前提条件极其苛刻”。病料中活病毒的载量、返饲母猪的剂量比例、猪群整体的病原背景，在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指导的情况下几乎无法标准化控制。更关键的是，近年研究揭示了活毒通过“肠—乳腺轴”传播的病理机制：母猪口服活毒后，病毒可经CD3+T淋巴细胞携带至乳腺，随乳汁进入仔猪肠道，“活毒不能免疫母猪”正在从学术判断变为需要严肃对待的临床风险。如果猪群本身还携带蓝耳、猪瘟、伪狂犬等病原，盲目返饲等同于全场散毒。把返饲当作“最后一招”来理解是合理的；把它当作“常规程序”来执行，风险远大于收益。
五、防控逻辑的转向：从“依赖疫苗”到“管理传播链”
当前流行现状指向一个不太舒服但必须接受的结论：在G2c免疫逃逸和PoRV血清型多样的双重约束下，单靠现有商品化疫苗，已经很难把病毒性腹泻的临床损失压到可接受的水平。
防控的重心需要向三个方向做实质性前移。
第一，后备母猪的驯化质量，比经产母猪的加免次数更关键。监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是，部分猪场的PED-IgA抗体阳性率偏低、离散度大，甚至呈阴性，直接反映的是后备猪入群前的驯化不充分。一个免疫背景参差不齐的母猪群，无论产前打几针，初乳的抗体一致性都难以保证。后备母猪在配种前完成与本土流行毒株的接触或精准免疫，保证入群时抗体水平整齐，是切断产房传播链的第一道关口。
第二，监测要从“发病后送检”转向“抗体与病原并行”。PEDV的G2c毒株和PoRV都可以在临床症状出现之前或之后持续排毒，单次病原阴性不能排除感染，单次抗体阳性也不能区分疫苗与野毒。定期监测母猪群的PED-IgA抗体水平和PoRV的病原携带状态，结合基因组测序追踪本场毒株的型别变化，比“冬天来了就打一遍苗”更能反映真实的免疫缺口。
第三，生物安全在病毒性腹泻上的权重，需要被重新抬高。PEDV和PoRV都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运输车辆、饲料物流、人员鞋底和工具在传播链中的角色，远比很多猪场愿意承认的要重。标准清洗消毒程序并不能可靠地从运输车辆上清除PEDV，这意味着出猪台的单向流动、车辆的场外中转、以及产房的全进全出和干燥空栏，不是“做了更好”的附加项，而是在疫苗保护力打折之后，真正决定病毒能否进入产房的那条底线。
小结
猪病毒性腹泻当前的流行现状，可以用三句话概括：PEDV的G2c亚型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经典疫苗的中和抗体水平与其致病力之间存在明确落差；轮状病毒在检出率上已经超越PEDV，成为数量意义上的头号腹泻病原；PEDV+PoRV的混合感染取代了经典组合，成为当前腹泻病例中最主要的共感染形式。
防控的逻辑必须随之调整：不再把“打经典疫苗”当作默认答案，而是把后备母猪驯化的整齐度、抗体与病原并行的定期监测、以及运输车辆和产房流程的生物安全，放到比“加免”更优先的位置。返饲可以作为紧急状态下的技术选项保留，但它需要专业判断和严格边界，不能替代系统性的传播链管理。病毒已经走在了疫苗前面，防控的精度必须跟上。
根据2025—2026年的监测数据，最值得关注的变化集中在三个层面：PEDV完成了从经典G1到G2c的毒株更替，且G2c携带明确的免疫逃逸突变；轮状病毒（PoRV）的检出率已超越PEDV，成为检出率最高的腹泻病原；PEDV与PoRV的混合感染，取代了PEDV-TGEV的组合，成为腹泻病例中最主要的混合感染类型。这三个变化叠加在一起，意味着“打一针经典疫苗、等冬天过去”的策略，正在系统性失效。
一、PEDV：G2c成为绝对优势，经典疫苗的中和抗体“够不着”
PEDV的基因型更替是当前最核心的变量。2021—2024年覆盖安徽、广西、河北等9个省份的69条S基因序列分析显示，G2c亚型在暴发毒株中的占比高达69.57%（48/69），曾经占据主导的G2a（20.29%）和G2b（2.89%）已大幅收缩，S-INDEL重组型仅占7.25%。另一项针对当前暴发群的研究同样确认，G2c变异株在流行毒株中的占比接近七成。G2c已经完成了对国内猪群PEDV优势地位的确立，这不是一个“正在出现”的趋势，而是已经落地的现实。
G2c之所以值得单独拿出来讨论，不在于它的名字新，而在于它携带了能够实质性削弱现有疫苗保护力的分子特征。S蛋白是PEDV诱导中和抗体的主要靶点，G2c在S1和S2区域出现了多处特征性氨基酸替换，包括N139D、Y182H、I287M、F345L和L998M。结构建模显示，这些替换并非“沉默”的，而是引起了局部构象的显著改变——N139D使原本的无规则卷曲变为α螺旋，I287M和F345L改变了受体结合界面的构象，L998M在融合肽附近诱导了α螺旋延长。这些构象层面的“整形”，直接损害了传统疫苗诱导的抗体对G2c毒株的识别效率。
中和试验的数据把这种损害量化了。以G2c代表株为靶标，CV777（G1a）活疫苗加灭活加强组的几何平均中和滴度（GMT）仅为10，两针AJ1102（G2b）灭活疫苗组仅为20，AJ1102活疫苗加灭活加强组也不过40。而G2c毒株在新生仔猪中的致病性极为凶险：AHCZ02株接种后，仔猪在66小时内达到100%死亡，伴随剧烈水样腹泻、快速脱水和严重的空肠绒毛萎缩。经典疫苗诱导的抗体水平，与G2c的实际致病力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靠“加免一次”来填平的鸿沟。
2025年全国PEDV检出率达到70.75%，2026年第一季度虽有所回落至28.1%，但PED的报告发病数与病死数在二类动物疫病中仍位居首位。检出率的短期波动不改变一个基本判断：PEDV的流行仍在持续，而优势毒株已经换成了经典疫苗难以有效覆盖的那一株。
二、轮状病毒：检出率超越PEDV，成为“数量意义上的头号病原”
如果说PEDV的问题在于“毒株变了”，那么轮状病毒的问题在于“体量变了”。
2025年的监测数据显示，PoRV的阳性率达到75.65%，超过了PEDV的61.33%；到2026年第一季度，PoRV检出率进一步攀升至94.6%，部分腹泻高发区域甚至达到97.9%。在华东和华中地区，PoRV的检出率分别达到90.2%和97.9%，已经构成了一个常年高载量的流行背景。
PoRV的临床定位需要被重新校准。它单独感染时的死亡率通常低于PEDV，但发病率极高，且主要攻击2—8周龄仔猪，尤其是断奶前后的仔猪，临床以黄色或白色糊状腹泻为主，病程相对缓和，但极易导致生长停滞和僵猪。它的危害模式不是“快速杀死”，而是“大面积拖垮”。更值得警惕的是，PoRV已经呈现出常年发病的趋势，冬春季节性特征在部分区域不再明显，这意味着它不再是一个“只在冬天需要防”的问题。
PoRV的防控还有一个额外的复杂性：国内猪群中流行的血清型多样，以G9、G5、G4、G3型为主，而商品化三联活疫苗的针对性并不充分，不同血清型之间的交叉保护有限。“有疫苗可打”和“打了能防住当前流行的血清型”，在PoRV身上是两个需要分开回答的问题。
三、混合感染：PEDV+PoRV成为主流组合，病情被系统性放大
当前最容易被低估的变量，是混合感染的普遍性和它的临床后果。
2025年的监测数据清晰地显示，在多种病原的混感组合中，PEDV+PoRV的阳性率最高，达到46.88%，远超PEDV+PDCoV的22.22%。另一项基于超百家猪场的检测报告同样确认，PEDV与PoRV的混合感染占腹泻病例的35.9%，而TGEV几乎退出了混感组合的序列。PEDV-TGEV的经典组合正在被PEDV-PoRV取代，这意味着用包含TGEV成分的传统三联苗去应对当前的混感格局，覆盖面上存在结构性缺口。
混合感染的意义不在于“多了一种病原”，而在于致病性的协同放大。PoRV感染可以促进PEDV的复制，二者在肠道内表现出明确的协同致病效应，混合感染会导致新生仔猪的死亡率显著高于单一感染。同时，PDCoV虽然总体检出率较低（多数研究显示低于10%，但部分送检样本中可达48.10%），呈地方性流行，在与PEDV共感染时同样会加重新生仔猪的肠道损伤和免疫紊乱。在一个已经混合感染的样本里，只针对其中一种病原去设计免疫和用药方案，等于默许另一种病原继续制造损失。
四、“返饲”的边界：应急工具，而不是常规方案
在经典疫苗保护力不足的背景下，返饲被不少猪场重新拾起。G2c毒株的反馈免疫确实在数据上表现出远超常规疫苗的中和抗体水平——反馈策略诱导的GMT达到480—1893，是常规疫苗（GMT10—40）的12倍到189.3倍。这个数据本身是真实的，但它描述的是一种应急状态下的免疫学潜力，而不是一种可以标准化推广的常规操作。
返饲的核心风险不在于“有没有效”，而在于“做对的前提条件极其苛刻”。病料中活病毒的载量、返饲母猪的剂量比例、猪群整体的病原背景，在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指导的情况下几乎无法标准化控制。更关键的是，近年研究揭示了活毒通过“肠—乳腺轴”传播的病理机制：母猪口服活毒后，病毒可经CD3+T淋巴细胞携带至乳腺，随乳汁进入仔猪肠道，“活毒不能免疫母猪”正在从学术判断变为需要严肃对待的临床风险。如果猪群本身还携带蓝耳、猪瘟、伪狂犬等病原，盲目返饲等同于全场散毒。把返饲当作“最后一招”来理解是合理的；把它当作“常规程序”来执行，风险远大于收益。
五、防控逻辑的转向：从“依赖疫苗”到“管理传播链”
当前流行现状指向一个不太舒服但必须接受的结论：在G2c免疫逃逸和PoRV血清型多样的双重约束下，单靠现有商品化疫苗，已经很难把病毒性腹泻的临床损失压到可接受的水平。
防控的重心需要向三个方向做实质性前移。
第一，后备母猪的驯化质量，比经产母猪的加免次数更关键。监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是，部分猪场的PED-IgA抗体阳性率偏低、离散度大，甚至呈阴性，直接反映的是后备猪入群前的驯化不充分。一个免疫背景参差不齐的母猪群，无论产前打几针，初乳的抗体一致性都难以保证。后备母猪在配种前完成与本土流行毒株的接触或精准免疫，保证入群时抗体水平整齐，是切断产房传播链的第一道关口。
第二，监测要从“发病后送检”转向“抗体与病原并行”。PEDV的G2c毒株和PoRV都可以在临床症状出现之前或之后持续排毒，单次病原阴性不能排除感染，单次抗体阳性也不能区分疫苗与野毒。定期监测母猪群的PED-IgA抗体水平和PoRV的病原携带状态，结合基因组测序追踪本场毒株的型别变化，比“冬天来了就打一遍苗”更能反映真实的免疫缺口。
第三，生物安全在病毒性腹泻上的权重，需要被重新抬高。PEDV和PoRV都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运输车辆、饲料物流、人员鞋底和工具在传播链中的角色，远比很多猪场愿意承认的要重。标准清洗消毒程序并不能可靠地从运输车辆上清除PEDV，这意味着出猪台的单向流动、车辆的场外中转、以及产房的全进全出和干燥空栏，不是“做了更好”的附加项，而是在疫苗保护力打折之后，真正决定病毒能否进入产房的那条底线。
小结
猪病毒性腹泻当前的流行现状，可以用三句话概括：PEDV的G2c亚型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经典疫苗的中和抗体水平与其致病力之间存在明确落差；轮状病毒在检出率上已经超越PEDV，成为数量意义上的头号腹泻病原；PEDV+PoRV的混合感染取代了经典组合，成为当前腹泻病例中最主要的共感染形式。
防控的逻辑必须随之调整：不再把“打经典疫苗”当作默认答案，而是把后备母猪驯化的整齐度、抗体与病原并行的定期监测、以及运输车辆和产房流程的生物安全，放到比“加免”更优先的位置。返饲可以作为紧急状态下的技术选项保留，但它需要专业判断和严格边界，不能替代系统性的传播链管理。病毒已经走在了疫苗前面，防控的精度必须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