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母猪定时输精技术和批次化生产管理成为养猪行业的焦点话题，在我国很多规模化猪场试验应用后所反馈的效果不一。为有效防控非洲猪瘟，批次化生产以其独特优势在越来越多猪场得以应用。现有报道的母猪定时输精技术和批次化生产应用的数据及试验结果显示，定时输精确实能够提高后备母猪和经产母猪的利用率，使得每个批次的繁殖母猪有更高的比例参与配种、妊娠并产仔，且不降低母猪的窝产仔数量，从而缩短了母猪繁殖周期，减少猪群中空怀母猪无效生产天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同时还为猪场带来生物安全和人员福利等一系列好处。

另一方面，在关注配种率、妊娠率、产仔数等指标的同时，大量生殖激素的投入也给人们带来很多顾虑。反复使用激素处理是否会对母猪及其后代的繁殖力造成影响？在批次化生产猪场，对母猪循环往复地进行定时输精处理是否会影响母猪的利用年限？这些成为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文章作者对批次化猪场两年的生产性能和淘汰数据进行整理，变换观察角度，抛开繁殖生产指标的束缚，从整个猪群的角度对母猪利用年限及终生繁殖性能进行分析，以期给行业人士带来对定时输精和批次生产更全面的认识和思考。

1 母猪利用年限

母猪利用年限在英文中的表述为Sow longevity，据查母猪利用年限目前还没有统一定义，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有多种理解，即母猪实际寿命的长短、配种入群后的寿命、繁殖的年限、淘汰时的胎次等，从经济角度来看也可以理解为母猪一生的繁殖力。

根据定义方式的不同，评价母猪利用年限的指标可以是母猪的实际寿命、入群后的寿命、淘汰率、更新率、繁殖群中0胎母猪的比例、存栏母猪平均胎次、淘汰母猪平均胎次、母猪终生提供的仔猪数等。在大多数猪场，由于后备母猪的出生日期难以获取，无法计算母猪的实际寿命。而母猪入群至淘汰的年龄也无法全面地反映母猪的利用情况，因为长期空怀的、年老的以及低产的母猪可能增加猪群的平均寿命，但不利于猪场的繁殖生产。Deen和Matzat （2003）建议，适当的利用年限评价应该是母猪淘汰时的平均胎次。也有学者认为，母猪的利用年限可以用终身提供活猪数来衡量。Culbertson和Mabry（1995）的研究结果中提到，繁殖期中每天提供的仔猪数量可以作为衡量利用年限的方法。而猪场管理者往往根据淘汰率以及更新率来评判其猪场中母猪利用。适当的淘汰标准对于繁育动物的繁殖状况和经济表现至关重要，不适当的淘汰尤其在胎次较低的阶段进行淘汰会导致母猪终生繁殖力下降，给生产者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母猪利用年限关系到猪场的经济效益和生物安全问题。母猪利用年限缩短，终生产仔猪数量减少，后备母猪投资回报降低，间接导致繁殖群母猪更新率增高，需补充更多后备母猪。除了后备母猪购置成本或生产成本外，还增加了后备母猪培育费用。同时，将后备母猪引入繁殖猪群，还会带来疾病风险。减少引进猪的数量和次数，可降低外源性病原传入本猪场风险。因此，分析和监测母猪的利用年限和淘汰模式，有助于提高母猪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2 批次化猪场母猪利用年限分析

为分析批次化猪场母猪利用年限，选择2018年7月投产的一个设计存栏2 400头的猪场为研究对象，该猪场采用了2周批次生产模式，对后备母猪和经产母猪全部应用定时输精技术处理，方案见图1。

图1 经产母猪和后备猪定时输精程序

2019-2020年，猪场平均基础母猪存栏2 147头，平均年产仔窝数2.26窝，窝均总产仔12.52头，窝均产活仔11.10头，PSY 22.77头。

为了分析母猪利用率，收集了2019-2020年生产和淘汰数据。鉴于母猪利用年限的定义和评价方法并不明确，作者从以下几个不同的角度，讨论定时输精和批次化生产应用对母猪利用年限的影响。

2.1 淘汰母猪的实际寿命及入群后繁殖寿命

母猪实际寿命=淘汰时间-出生日期

入群后繁殖寿命=淘汰时间-入群时间

入群时间的确定在相关文章报道中有所差异，有以第一次参加配种为入群时间，也有以第一胎分娩时间为入群时间。该场以第一次配种为入群时间进行统计，统计了1 573头淘汰母猪的出生、入群及淘汰日期，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是新建猪场，目前淘汰母猪的繁殖寿命较低，与国外报道的500d以上的平均繁殖寿命存在较大差距。但是母猪的实际寿命和繁殖寿命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母猪的繁殖状态和繁殖效率，群体中屡配不孕的空怀母猪和生产性能较差的母猪都能增加群体的平均寿命和繁殖寿命而不带来经济效益，也不适用于评价新建场年轻猪群的利用情况。

表1 淘汰母猪寿命分析

2.2 存栏母猪与淘汰母猪的胎次结构

猪群的胎次结构也能够反映母猪的利用情况。胎次较高的母猪产仔猪窝数较多、仔猪初生重较重、非生产天数更少，猪群平均胎次较高时后备母猪更新的成本也减少。因此胎次结构能够影响到母猪的生产性能和经济性能。

目前该场母猪最高胎次为6胎，当前平均胎次为2.74胎，经过两年的生产运转，基本达到了理想的胎次分布。具体的胎次结构如表2所示：

表2 存栏母猪胎次结构

按照配种即入群的方式统计，淘汰母猪的平均胎次为1.95胎，淘汰母猪的平均繁殖周期为186d，非生产天数为44d。各胎次母猪淘汰如表3所示，0-2胎淘汰母猪占全部淘汰母猪的65.76%，是猪群淘汰的主要对象。

表3 淘汰母猪胎次分布

2.3 母猪终生提供的产仔数

母猪终生提供产仔数为母猪从入群到淘汰产仔总和，平均每天提供仔猪数=终生产仔数/入群后的繁殖寿命。两个指标的考察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总量，但无法反映母猪在群期间空怀时间长短对母猪利用的影响，后者侧重效率，但无法反映母猪的繁殖寿命长短对母猪利用的影响。

该猪场按照配种即入群的方式统计，淘汰母猪终生提供的产仔数为23.42头；每头母猪每天提供产仔数为0.065头。由于新猪场目前淘汰猪的胎次较低，与国外的报道相比，母猪终生提供的产仔数偏少，但母猪繁殖周期内每天提供产仔数与国外报道相当，接近或高于稳定运行的猪场。

2.4 母猪淘汰率

死淘率指种群中因为健康、繁殖或者管理问题(包括死亡和安乐死) 被淘汰的母猪数。而更新率则指引进母猪的总头数除以平均基础母猪存栏数。在一个稳定的种群中，更新率和淘汰率应该是相似的，因为母猪的存栏量是相对恒定的。不同国家的种群中商业用母猪平均每年的死淘率为43%～50%，原种猪场淘汰率更高。

该猪场2019-2020年平均存栏数为2 147头，共淘汰母猪1 573头，年母猪淘汰率为36.63%。

3 讨论

适当的淘汰可优化猪群胎次结构、增加母猪终身的利用年限和终生提供的产仔数，进而提高猪场经济效益。不适当的淘汰会降低母猪的终生产量，增加种猪更新的经济负担。因此，对淘汰原因进行分析和监测，有利于提高母猪群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淘汰原因分为繁殖因素、疾病因素和其他原因。其中繁殖问题包含不发情、空怀、流产、屡配不孕。在批次化生产中，繁殖因素主要表现为定时输精后未发情和妊娠；疾病因素包含乳房炎、阴道炎、子宫炎、生殖器官缺陷、蹄腐烂、瘸、产后瘫痪及体况过瘦等。报道显示，繁殖因素为母猪淘汰的主要原因，在淘汰母猪中的比例达到20%～43%，因肢蹄病淘汰的比例为6%～40%，因胎龄高和繁殖性能不佳淘汰的比例为9%～31%。1-3胎母猪，繁殖因素是母猪淘汰的最主要原因，肢蹄病次之。高胎次母猪，年龄成为母猪淘汰的主要原因，而因繁殖因素而淘汰的位居其次，如表4所示。

在该批次化生产场中，母猪的淘汰模式呈现出与传统猪场不同的趋势。在所有淘汰猪中，繁殖因素淘汰的比例高达78.65%，其原因与猪场的淘汰策略有关。大部分批次生产场中，母猪连续两次定时输精处理未孕便淘汰，对母猪的繁殖表现要求更加严苛。其中部分的未孕母猪也存在营养不良、子宫炎、卵巢疾病等隐性问题，归类界限的不清也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繁殖因素的比例。对于胎次适宜、产仔性能较高的母猪淘汰标准是否需要调整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讨。  

此外，猪场母猪的淘汰策略和时机也会随一些外部因素（疫病、猪肉价格等）动态调整，例如在肉猪价格较高的时期，淘汰标准就趋于严格，生产者可以通过淘汰主动更新猪群中年老的母猪，从而调整猪群的胎次结构。而肉猪价格较低时，往往倾向于将母猪保留较长的时间。

表4 2018-2020年母猪淘汰原因分布

4 总结

在非洲猪瘟严峻形势下，该场全面应用定时输精技术组织批次化生产，从2018年7月投产至今，平稳度过了过渡期，进入稳定生产阶段。得益于批次化生产技术，猪场全程保持了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生物安全工作有条不紊开展。

结果显示，目前的猪群胎次结构虽趋于合理，但仍存在低胎龄猪淘汰比例过高问题，未能充分利用3-5胎高产胎次的繁殖性能。采用定时输精技术，初产母猪繁殖问题比其他胎次更为严重，下一步将着重从营养调控的角度去改善这一问题。另一方面，现有的淘汰策略中，定时输精处理后，空怀母猪及时淘汰有利于减少非生产天数，但也会导致猪群更新率的增高，从而使因繁殖因素淘汰母猪比例增高。在今后的批次生产过程中，淘汰母猪时尽可能综合考虑胎次和产仔性能的影响，调整猪群的胎次结构，充分利用母猪繁殖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