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合同生产模式有优缺点。合同生产在经济上增加收入，发展迅速，同时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自己饲养牲畜的农户作为合作对象，合同生产能提升公共关系，但是管理方式上有不同，历史上来看，可能增加成本，公司的资产可能增加。

约翰·迪恩介绍说，他是在养猪场长大的，他的家庭也是以合同生产的，猪只和饲料是承包商提供的。他们提供劳动力，猪场设施，包括相关的粪肥。但是很难承担经济风险的，设计合同需要确定谁负责承担风险，猪场提供劳动力和管理，不应当是购买猪只的风险，特别是在非洲猪瘟下谁承担风险，让出栏猪只价值更大最大化。农户要严格遵守合同的设计和预期，而不是提供创新的养猪方法，这是一种挑战，这些要素能够应该挑战，包括应对非洲猪瘟。

受非洲猪瘟强刺激，养猪变革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式养猪模式成为鲜亮的中国特色，高质量的养猪人才紧缺；未来智能化猪场长场长应是一位出色的数据管理大师。

国内养猪业养殖规模大而生产效益低，对比国际水平最大的差距在于病害管理，猪场的很多疾病都是由于管理造成的；目前，人才需求是养猪行业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我们缺乏把事情做对、做好的人才；可以通过校企联合培养的方式，为行业定制化培养和输送高端专业人才；如何让数据反哺行业发展是未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新的技术如自动化或智能化究竟能不能在猪场应用以及在猪场中要怎么用，应该做好两件事情：一是判断新技术能够带来多少价值；二是新技术要能够创造价值。

对于养猪人才，企业要增强领导力，与员工们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加强对人才的激励措施，从而更好地留住人才和发挥人才的最大效能。

对于大学生的培养及培训，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们要对养猪感兴趣，除此外，在养猪实践操作过程中要注意思考、理解和讨论。

在农业农村部会议上，组织中国前20家养猪企业交流了目前运营的场、在建的场以及将来产能，目前能够出栏的计划生猪量一共有4亿头，介于一些其他因素限制，最终实际出栏量能达到2.8亿头。目前看来，各公司扩建的势头没有消减的趋势。非瘟常态化发展背景下，养猪业调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政府会加大包括政策调控、土地调控和金融调控，且朝着控制和减少规模的方向演进；第二，从企业层面讲，会依据各自的战略判断、未来的市场机会中所缺的资源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考虑和调控发展规划；第三，企业之间可以协同，企业可以通过闭门会议、行业会议，共同探讨布局、发展思路以及新技术的推广，很多问题可以协同解决或达成共识形成新的产业生态。

由于我国之前是从短缺经济走过来的，受之前计划经济影响，我们总是擅于调节如何去生产，非常不善于调节生产过剩以后怎么办。目前，规模化养殖场占比53%，出栏量500头以下的占比47%，因而需要更多的政策来维护整个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非洲猪瘟过后我们当痛定思痛，从大企业角度，我们应将生猪产业运行同消费需求找到均衡点，而不是让更多的超级猪周期多次出现。

关于如何有科学可信的数据用于决策， 史蒂夫说，“有用的行业数据主要有两种来源， 一是花钱买， 二是参与项目。行业标杆数据很有价值，尤其是我们与行业其他同行作比较时， 比如行业前25% 的成绩。”

首先，我们要给客户呈现我们的数据的价值，并帮农场理解这些经过专业分析的数据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度量和做出决策。让他们了解数据的价值。这些数据只有在充分建立相互信任后才能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