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生物安全到底能否防控住非洲猪瘟？
自从非洲猪瘟生物安全防控意识的初步确立，特别是非洲猪瘟“拔牙”（精准检测清除）技术试验成功，养猪从业者把猪养活的信心大增，2019年夏至2020年秋，生猪养殖和产能恢复在一些企业和地区有序地进行。然而，坊间传言2020年冬，疫情再次严重，一些地区甚至火烧连营般地“平推”，不少人为此而呈“潮水退去后裸泳”状，再次严重打击了养猪生产者的信心。
我们会碰到，有些养猪朋友在非洲猪瘟没有“中”的时候，响亮地回答：“余老师，我们都是照着你说的做的”，言下之意是“我们的生物安全是做得最好的，铜墙铁壁”；而中了非洲猪瘟之后，则180°反转，“生物安全根本防不住非洲猪瘟！余老师的生物安全也不咋地”。疫情的再次波动也严重影响了大家生物安全防控非洲猪瘟的信心和决心。
做好生物安全（设计到位、措施执行到位），可以完全有效地防控住非洲猪瘟，这一点不用怀疑（非洲猪瘟的特点决定了生物安全不会“破产”，况且SPF猪也能养活上市），但我们需要时刻审视甚至怀疑自己所做的生物安全措施，是否真可以有效防控住非洲猪瘟（也即，我们需要做生物安全稽查，看咱们生物安全认知的科学性有无偏差，检查具体的生物安全措施执行是否到位等，需要不断地查漏补缺）。
有人说生物安全即使做到了极致甚至“变态”地步，依然还是防不住非洲猪瘟。任何言论（甚至谬论）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我怀疑产生这样的言论是因为：有人确实还没有明白生物安全防控的实质（尽管生物安全“就那么点东西”，似乎没有太多科技含量），还可能有人是因为具体操作没有做好、做到位，需要搪塞之词，甚至还可能有人希望混淆视听，把他人搞糊涂（我在一个群里就看到类似有意思的讨论和调侃，是不是“为维持高价和暴利，‘资本家’故意防不好，以减少产能”，或“有人故意往沟里带”，让一些猪场养不活，进一步吓唬别人不要养猪等等）。
生物安全是让非洲猪瘟病毒遇不到猪，因此如果没有防控住，代表猪与活病毒见着了面，这一定说明生物安全还没有做好，或还做得不够好。我这里想跟大家强调一下，生物安全不需要做到“变态”，相反，生物安全需要求简（即生物安全操作不能繁琐、复杂，因为只有操作简单了，生物安全才能真正做到位）。生物安全有点类似于由多块板拼起来的水桶，生物安全的高度和有效性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而与“变态”那块板（若认为是做得最好最极致的那块）没有关系。因此，如果你的生物安全做成“变态”了，我觉得反而更需要反思和查漏补缺。
仇华吉老师一直在推行系统综合的非洲猪瘟防控措施，樊福好老师和王爱勇老师也不断强调饲养配方和母猪营养，这些都非常正确，从不同角度提升我们防控非洲猪瘟的能力。确实，传染病学中有“养重于防、防重于治”的重要理念，毕竟“吃好、睡好、穿暖和、还晒晒太阳”，身体一定会更健康！现代养猪业的许多设计是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因此一些猪场在环境、温度、饲料营养、空气质量等方面，没有很好地满足猪的生存、生长、抗病的需要，对非洲猪瘟病毒（和其它病原）的抵抗力有点降低在所难免（我在之前指挥的一起“拔牙”案例中，就曾发现1例“病恹恹”的母猪比外观健康的母猪更易感）。
相较于上述“养好”猪的各项措施，对于烈性传染病防控，生物安全一定永远是第一位的。当然，生物安全防控也好，综合措施也好，相互间不冲突、不矛盾，应用时不偏颇就行。
2021年春节前，我参与指挥了2例“拔牙”（非洲猪瘟精准检测清除），其中一例暂时成功，另一例挣扎一个月有余，最终“投降”了。
这两个案例有点让我惊奇！这两个猪场的生物安全做得很不好，甚至可以用千疮百孔和漏洞百出来形容。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它们为什么不跟其它猪场一样，在一年前或更早时就倒下？！（而不是它们是如何在所难免地“中标”“暴掉”，也请原谅暂时不跟大家分享“拔牙”的经验与教训）。
是上帝的关怀、帮助和保佑？还是……？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场是如何活到“昨天”的。
二、不做生物安全也可以活到“昨天”之案例1
第一个场1200头母猪规模，是整个县域范围内最后一个发病的规模化猪场。
该场位于丘陵地带的一个山边台地上，周边5公里范围内没有猪场。山不高，但猪场区域往上没有住户，也没有种植等人类活动，从山脚公路（乡村公路，柏油路面）到猪场大门口大约有50～60米的高度差，上山道路至少有30°的坡度，雨水（包括从山上下来的山水）可以快速地沿路边水沟甚至路面直接排走。
猪场内地面也有坡度，呈现中间高前后低的驼背状，排水系统很好，主干道雨水可以快速排出，并冲刷路面。
我们曾经为这个场进行了生物安全规划，划定了红线，进行了关键控制点的升级改造，包括料塔位置和围墙、出猪台、死猪通道和冷库、人员洗澡通道、物资烘烤箱等，但是我们去猪场随访时发现，老板采用人情管理，场长的生物安全和管理意识也很差，人员可以不洗澡进出红线，物资基本没有使用烘烤箱，直接开后门进出。
更为致命的是，原猪场在大门对面还有3栋育肥舍，之前因为生物安全不易操作而决定停养，但2020年生猪行情如此之好，猪场“红线内”核心生产区的猪群密度很大，老板决定再次启用这3栋猪舍，且没有对这3栋育肥舍（在原划定的“红线外”）的设施进行任何生物安全措施提升改造。
流行病学追溯发现，这次疫情首先在这3栋猪舍的一栋中引爆，可能是饲养员随意进出该区域，并直接进冷库扔死猪引起的（并通过卖猪台前路面。而“红线内”猪场核心生产区的死猪是通过专门道路运输，并且通过冷库顶部的开口处扔入冷库的，可以完全避免交叉污染）。
在这3栋猪舍的其中一栋出现问题后（另一栋是在决定淘汰时才发现疫情，第3栋由另一个饲养员饲养，且一直没有传入和发生疫情），因从猪场核心生产区（即“红线内”）转猪出红线时，人员进出管控不严，非洲猪瘟病毒也进一步引入到了防守“更严”一些的猪场核心生产区。幸运的是，疫情是在“红线外”的这栋舍确认的第3天发现（即，对于核心生产区，疫情发现是非常及时的。但流行病学追溯怀疑这一波发病前还有1头发病死亡的猪，因此推测核心区外3栋猪舍区域发现确认时，疫情已进入到第二个“冲击波”了，也即对于整个牧场，疫情发现实际上已很迟），随后及时采取了严格的管控和“拔牙”措施，包括人员和物资管控，升级了消毒措施，加强了巡查监测，并结合实验室检测手段，严格排查疑似猪只等。因猪场核心生产区与这3栋育肥猪舍间有一定的距离，相对隔离和独立，因此非常幸运，猪场核心区只在一栋育肥猪舍的6个栏中发现了病例，及时清除这6个栏的发病及同群猪（此猪场育肥舍不同栏位之间用水泥墙隔断），疫情得到暂时控制。
该场可以成为该县域范围内最后一个发病的规模大场，不是因为他们的生物安全做得有多好，而是该县尽管是养猪大县，但该场附近一定范围内养猪密度很低，而且该猪场位于半山腰的台地上，下一场大雨就相当于一场彻底的洗消，低剂量病毒污染对它不太会构成大的威胁。要是没有启用红线外的这3栋猪舍，或者那位饲养员不穿过出猪台前的路面、不进到死猪冷库，也许该场还可以活到今天甚至“明天”。
三、不做生物安全也可以活到“昨天”之案例2
第二个猪场存栏约1500头母猪，该场也是该区县仅有几个猪场中最后一个发病的场。
但该猪场基本呈自然防疫状态（即与非瘟暴发之前差不多），没有明确的生物安全“红线”理念，也没有有效的生物安全措施。
如若要找，2018年后该猪场最主要的生物安全提升改造措施有两项：
1.猪场大门口和大门两边进场路面的“白化消毒”（撒薄薄一层石灰粉，雨水没有完全冲走，粘于路面上，呈现白色）；
2.延伸了一段约120米的赶猪通道，将之前直接进大门装猪卖猪，改为离猪舍约90米的装猪台上卖猪。
但该出猪台的生物安全设计也不是十分严谨，整个赶猪通道只有一个铁栅栏门“隔断”（没有缓冲区，更没有硬隔离墙和赶猪洞），赶猪人员名义上分为二段（猪舍到铁栅栏门和铁栅栏门到装猪台），但实际上会有穿过铁栅栏门“隔断”现象。卖猪时老板发挥了一定的“监督”作用，适当监督二段的区分，外来人员可以上到装猪台帮忙，但不允许深入赶猪通道（实际上，外来人员与自己的赶猪人员也存在较严重的交叉污染）。
猪场尽管有一扇大铁门，但也仅仅是一扇铁栅栏门（灰尘、外来动物可以随意穿行进入），而且通常没有上锁，随时准备车辆进出。
该猪场使用自配粉料，每天或隔天需从场外运入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原料车从大门直接进入，在场内进门口的水泥地坪上（类似略宽敞一点的小广场）进行冲洗“消毒”（消毒液的有效性存疑，也许只会把更多的病毒冲洗下来，污染场地），然后直接进入左前方（门岗室后面）的仓库和饲料加工区装卸。加工好的饲料也是经过同样的道路（必须经过原料车洗消的小广场）运往生产区的各个栋舍，而且是各个栋舍的饲养员各自用电瓶车到饲料加工厂取运饲料。
更为严重的是，承包猪场粪肥的种植大户的装粪肥车辆，也需要通过该大门进入猪场纵深最里面的粪棚，每周至少1～2次（据猪场老板分析，怀疑是粪车进出带入病毒的，因为急需粪肥，该种植大户发病前还到别处运过猪粪）。
人员进出场区也没有洗澡消毒通道，技术人员和部分员工住猪场大门对面的办公区（牧区与办公区间隔一条约6米宽的进场马路，来回牧区与办公区需穿过这条6米宽“白化”的马路），上下班和中午就餐进出场区不更衣换鞋，仅仅经过一个铺了消毒垫的约1.5米长的消毒通道（因为没有足够深度的消毒池，且地面不保水，消毒垫通常呈半干状态），有时甚至直接通过没有上锁的大门进出，不过消毒通道。
该场也开展所谓的“消毒”工作，如进入大门的饲料车消毒（如前述）、卖猪后赶猪道的冲洗和消毒等。但“拔牙”期间，我发现操作人员根本不知道消毒的操作细节，更不理解消毒的真正含义，因为我发现路面喷雾消毒人员拿了一支高压水枪（于一辆平板电瓶车上安放一个大药桶，简易制作的一辆消毒喷雾车上），随意晃动喷洒（水压很大），还时不时地喷在路边的树干树枝上，似在喷农药杀虫或除草。使用石灰粉进行路面喷撒“消毒”，也是有些地方有点白，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喷撒分布严重不均匀，相当于意思意思地撒过，可能就认为已经搞定。
该场疫情如何传入，流行病学已经无法分析。据说首先发现于公猪舍，我到达牧场时绝大多数公猪已经死亡并掩埋，仅剩一头发病和一头外观健康的公猪。随后的排查发现，母猪定位栏区域有几个点已发生，育肥区也已经有少量几个点出现发病案例，尚未见到病例的是产房和保育区。
据说疫情是老板进场巡查时才怀疑的，而兽医技术人员还是一如既往地如2018年非瘟传入前的模样，猪没有治疗好、出现了死亡、浑身发绀，也没有往可能是非洲猪瘟方向怀疑。
该场可以活到“昨天”的原因一定不是生物安全做得好，我认为以下三点在起到关键的作用：1.周边大环境比较好；2.猪场特殊的地势地貌小环境也比较理想；3.猪场集中出猪，减少了卖猪的频次。
该场位于丘陵峡谷地带，两边绵延山丘约300～500米高，间距约2～3公里，二条道路将山丘中间的平地一分为三，猪场就位于这两条道路中间相对平坦一点的坡地上。
该场所在区域养猪密度极低，没有散养户，相距最近的另一个猪场（规模2200头母猪）直线距离约有8公里，且其间有多重山丘河流阻隔。
延伸到猪场的道路是介于左右这两条乡村道路间牧场自己修筑的一条小路（宽约6米），原来是烂泥石子路面，周边村民嫌泥路脏，几乎不经过该路段，近年来浇筑了水泥路面，村民经过的概率略有增加，但总体上周边村民走得也不多。
由于猪场位于丘陵坡地，很多道路和赶猪通道有一定的坡度（尽管没有前面那个猪场坡度大）。如，赶猪通道是呈倾斜向下，卖完猪后清洗消毒，污水外流，能将大部分的污染冲洗干净。
还有一点，将卖猪改在离猪舍约90米的装猪台，尤其是卖猪台所处的位置起到非常好的生物安全隔离作用。因为卖猪台位于猪场的东南角，尽管装猪车仍需要从猪场自筑的道路上进来，靠近猪场，但该位置离开猪场大门约100米，而且正好处于坡下（局部约有20°坡度），而且装猪车停车装猪的位置较道路路面更低，装猪后掉落的污染物、冲洗消毒的污水不会流到路面。
路面的地势和坡度（包括大雨时的雨水冲洗作用）、结合猪场大门口和大门两边进场路面的“白化消毒”，正好把可能的少量污染病毒通过雨水冲刷、距离稀释、石灰消毒等作用而降低到安全线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该场还养大肥猪（最大个体达450～500斤或以上），有效降低了卖猪次数（据说一年只卖4次猪），减少了传入风险（而且可能正好卖猪的时候外围风险不大，来装猪的人员和车辆带毒不多）。
四、传染病传播具有随机性的特点
除上面分析的硬软件原因外，其实，“上帝”的关怀和帮助也是传染病发生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传染病的传播具有概率性和随机性。
较早版本的传染病学书本上有提到，像新城疫这样传播能力很强的烈性传染病，也不一定会“砸中”每一只易感鸡。农村千家万户的小规模散养鸡群免疫只需要达到75%以上（而且抗体水平达到3log2及以上的低水平，就算合格）就可以阻止传播（而规模鸡场因群体大、数量多，抗体水平则需要提高到4log2及以上，合格率需要达90%以上，且离散度不能太大），相当于某一家农户养了12只鸡，即使有3只鸡没有任何免疫力（其余鸡仅有低水平的免疫力）也不容易发生新城疫。
非洲猪瘟的传播能力很弱，传播速度慢（排除人为帮助传播），因此某一个地区、某几个猪场暂时没有中招，也很正常。也就是说，非洲猪瘟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其实其他传染病也有，只是略微不明显）：不做（生物安全）防控也可以成为漏网之鱼而暂时“活着”。
今天我们分析的这两个猪场一定程度上也是做了一点生物安全的，只是还远远不够，没有到位。非洲猪瘟发生了，一定代表生物安全没有做好或者没有做到足够好，但反过来说，非洲猪瘟没有发生，不代表生物安全已经做好，也有可能仅仅是漏网之鱼而已。只要非洲猪瘟这口大网不断地来回抄，漏网之鱼的可能性会越来越低。
2019年夏至2020年秋期间，随着越来越多猪场的复养成功，生猪存栏量不断恢复和增加，易感动物数量增大，再次“点燃”那也是必然（传染病出现周期性流行有一个原因就是易感动物数量增加，病原更容易遇到易感动物）。随着外围疫情的加重（包括“拔牙”出来的小体重猪，即“小白条”的上市），环境污染范围会进一步扩大，这种漏网之鱼的幸运可能只能持续到“昨天”！若需要活到今天和明天，明天的明天，活得更久远，请千万不能只指望成为幸运的漏网之鱼，只依靠“上帝”的关怀和帮助，请千万千万要扎紧生物安全的篱笆墙！
专家点评
非洲猪瘟来到中国二年半多了，养猪人感受甚至经历了它的残酷，特别是一些养殖比较密集的区域。但我们也有看到在大面积传播发病清场的一些区域，偶然也有一些猪场生存下来了。
为什么？“生物安全”本无罪，如果“变态”肯定会出问题！确实，多数猪场是生物安全做得好、做到了位，而且精心管理、把猪养得健康、抵抗力强，综合措施到位，非瘟防控取得成功。但也有可能一些猪场仅仅是幸运（侥幸）的“漏网之鱼”。
本文余旭平老师介绍了2例他曾参与定点清除猪场的情况，生物安全防控做得不好，它们能活到“昨天”就属于侥幸的“漏网之鱼”。
余旭平老师介绍了这2个牧场的基本情况，分析了成为漏网之鱼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防控非洲猪瘟的生物安全讲究的是“精”“准”“严”，“变态”且“极致”的生物安全理论上是对的，正如余教授讲的SPF猪的饲养，但难以落地！失败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余教授同时介绍了传染病传播发病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的特点，进一步强调了做好生物安全的重要性。
余旭平老师的这2例“漏网之鱼”给猪场继续生存和安全生产提供了善意的提醒。
自从非洲猪瘟生物安全防控意识的初步确立，特别是非洲猪瘟“拔牙”（精准检测清除）技术试验成功，养猪从业者把猪养活的信心大增，2019年夏至2020年秋，生猪养殖和产能恢复在一些企业和地区有序地进行。然而，坊间传言2020年冬，疫情再次严重，一些地区甚至火烧连营般地“平推”，不少人为此而呈“潮水退去后裸泳”状，再次严重打击了养猪生产者的信心。
我们会碰到，有些养猪朋友在非洲猪瘟没有“中”的时候，响亮地回答：“余老师，我们都是照着你说的做的”，言下之意是“我们的生物安全是做得最好的，铜墙铁壁”；而中了非洲猪瘟之后，则180°反转，“生物安全根本防不住非洲猪瘟！余老师的生物安全也不咋地”。疫情的再次波动也严重影响了大家生物安全防控非洲猪瘟的信心和决心。
做好生物安全（设计到位、措施执行到位），可以完全有效地防控住非洲猪瘟，这一点不用怀疑（非洲猪瘟的特点决定了生物安全不会“破产”，况且SPF猪也能养活上市），但我们需要时刻审视甚至怀疑自己所做的生物安全措施，是否真可以有效防控住非洲猪瘟（也即，我们需要做生物安全稽查，看咱们生物安全认知的科学性有无偏差，检查具体的生物安全措施执行是否到位等，需要不断地查漏补缺）。
有人说生物安全即使做到了极致甚至“变态”地步，依然还是防不住非洲猪瘟。任何言论（甚至谬论）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我怀疑产生这样的言论是因为：有人确实还没有明白生物安全防控的实质（尽管生物安全“就那么点东西”，似乎没有太多科技含量），还可能有人是因为具体操作没有做好、做到位，需要搪塞之词，甚至还可能有人希望混淆视听，把他人搞糊涂（我在一个群里就看到类似有意思的讨论和调侃，是不是“为维持高价和暴利，‘资本家’故意防不好，以减少产能”，或“有人故意往沟里带”，让一些猪场养不活，进一步吓唬别人不要养猪等等）。
生物安全是让非洲猪瘟病毒遇不到猪，因此如果没有防控住，代表猪与活病毒见着了面，这一定说明生物安全还没有做好，或还做得不够好。我这里想跟大家强调一下，生物安全不需要做到“变态”，相反，生物安全需要求简（即生物安全操作不能繁琐、复杂，因为只有操作简单了，生物安全才能真正做到位）。生物安全有点类似于由多块板拼起来的水桶，生物安全的高度和有效性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而与“变态”那块板（若认为是做得最好最极致的那块）没有关系。因此，如果你的生物安全做成“变态”了，我觉得反而更需要反思和查漏补缺。
仇华吉老师一直在推行系统综合的非洲猪瘟防控措施，樊福好老师和王爱勇老师也不断强调饲养配方和母猪营养，这些都非常正确，从不同角度提升我们防控非洲猪瘟的能力。确实，传染病学中有“养重于防、防重于治”的重要理念，毕竟“吃好、睡好、穿暖和、还晒晒太阳”，身体一定会更健康！现代养猪业的许多设计是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因此一些猪场在环境、温度、饲料营养、空气质量等方面，没有很好地满足猪的生存、生长、抗病的需要，对非洲猪瘟病毒（和其它病原）的抵抗力有点降低在所难免（我在之前指挥的一起“拔牙”案例中，就曾发现1例“病恹恹”的母猪比外观健康的母猪更易感）。
相较于上述“养好”猪的各项措施，对于烈性传染病防控，生物安全一定永远是第一位的。当然，生物安全防控也好，综合措施也好，相互间不冲突、不矛盾，应用时不偏颇就行。
2021年春节前，我参与指挥了2例“拔牙”（非洲猪瘟精准检测清除），其中一例暂时成功，另一例挣扎一个月有余，最终“投降”了。
这两个案例有点让我惊奇！这两个猪场的生物安全做得很不好，甚至可以用千疮百孔和漏洞百出来形容。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它们为什么不跟其它猪场一样，在一年前或更早时就倒下？！（而不是它们是如何在所难免地“中标”“暴掉”，也请原谅暂时不跟大家分享“拔牙”的经验与教训）。
是上帝的关怀、帮助和保佑？还是……？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场是如何活到“昨天”的。
二、不做生物安全也可以活到“昨天”之案例1
第一个场1200头母猪规模，是整个县域范围内最后一个发病的规模化猪场。
该场位于丘陵地带的一个山边台地上，周边5公里范围内没有猪场。山不高，但猪场区域往上没有住户，也没有种植等人类活动，从山脚公路（乡村公路，柏油路面）到猪场大门口大约有50～60米的高度差，上山道路至少有30°的坡度，雨水（包括从山上下来的山水）可以快速地沿路边水沟甚至路面直接排走。
猪场内地面也有坡度，呈现中间高前后低的驼背状，排水系统很好，主干道雨水可以快速排出，并冲刷路面。
我们曾经为这个场进行了生物安全规划，划定了红线，进行了关键控制点的升级改造，包括料塔位置和围墙、出猪台、死猪通道和冷库、人员洗澡通道、物资烘烤箱等，但是我们去猪场随访时发现，老板采用人情管理，场长的生物安全和管理意识也很差，人员可以不洗澡进出红线，物资基本没有使用烘烤箱，直接开后门进出。
更为致命的是，原猪场在大门对面还有3栋育肥舍，之前因为生物安全不易操作而决定停养，但2020年生猪行情如此之好，猪场“红线内”核心生产区的猪群密度很大，老板决定再次启用这3栋猪舍，且没有对这3栋育肥舍（在原划定的“红线外”）的设施进行任何生物安全措施提升改造。
流行病学追溯发现，这次疫情首先在这3栋猪舍的一栋中引爆，可能是饲养员随意进出该区域，并直接进冷库扔死猪引起的（并通过卖猪台前路面。而“红线内”猪场核心生产区的死猪是通过专门道路运输，并且通过冷库顶部的开口处扔入冷库的，可以完全避免交叉污染）。
在这3栋猪舍的其中一栋出现问题后（另一栋是在决定淘汰时才发现疫情，第3栋由另一个饲养员饲养，且一直没有传入和发生疫情），因从猪场核心生产区（即“红线内”）转猪出红线时，人员进出管控不严，非洲猪瘟病毒也进一步引入到了防守“更严”一些的猪场核心生产区。幸运的是，疫情是在“红线外”的这栋舍确认的第3天发现（即，对于核心生产区，疫情发现是非常及时的。但流行病学追溯怀疑这一波发病前还有1头发病死亡的猪，因此推测核心区外3栋猪舍区域发现确认时，疫情已进入到第二个“冲击波”了，也即对于整个牧场，疫情发现实际上已很迟），随后及时采取了严格的管控和“拔牙”措施，包括人员和物资管控，升级了消毒措施，加强了巡查监测，并结合实验室检测手段，严格排查疑似猪只等。因猪场核心生产区与这3栋育肥猪舍间有一定的距离，相对隔离和独立，因此非常幸运，猪场核心区只在一栋育肥猪舍的6个栏中发现了病例，及时清除这6个栏的发病及同群猪（此猪场育肥舍不同栏位之间用水泥墙隔断），疫情得到暂时控制。
该场可以成为该县域范围内最后一个发病的规模大场，不是因为他们的生物安全做得有多好，而是该县尽管是养猪大县，但该场附近一定范围内养猪密度很低，而且该猪场位于半山腰的台地上，下一场大雨就相当于一场彻底的洗消，低剂量病毒污染对它不太会构成大的威胁。要是没有启用红线外的这3栋猪舍，或者那位饲养员不穿过出猪台前的路面、不进到死猪冷库，也许该场还可以活到今天甚至“明天”。
三、不做生物安全也可以活到“昨天”之案例2
第二个猪场存栏约1500头母猪，该场也是该区县仅有几个猪场中最后一个发病的场。
但该猪场基本呈自然防疫状态（即与非瘟暴发之前差不多），没有明确的生物安全“红线”理念，也没有有效的生物安全措施。
如若要找，2018年后该猪场最主要的生物安全提升改造措施有两项：
1.猪场大门口和大门两边进场路面的“白化消毒”（撒薄薄一层石灰粉，雨水没有完全冲走，粘于路面上，呈现白色）；
2.延伸了一段约120米的赶猪通道，将之前直接进大门装猪卖猪，改为离猪舍约90米的装猪台上卖猪。
但该出猪台的生物安全设计也不是十分严谨，整个赶猪通道只有一个铁栅栏门“隔断”（没有缓冲区，更没有硬隔离墙和赶猪洞），赶猪人员名义上分为二段（猪舍到铁栅栏门和铁栅栏门到装猪台），但实际上会有穿过铁栅栏门“隔断”现象。卖猪时老板发挥了一定的“监督”作用，适当监督二段的区分，外来人员可以上到装猪台帮忙，但不允许深入赶猪通道（实际上，外来人员与自己的赶猪人员也存在较严重的交叉污染）。
猪场尽管有一扇大铁门，但也仅仅是一扇铁栅栏门（灰尘、外来动物可以随意穿行进入），而且通常没有上锁，随时准备车辆进出。
该猪场使用自配粉料，每天或隔天需从场外运入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原料车从大门直接进入，在场内进门口的水泥地坪上（类似略宽敞一点的小广场）进行冲洗“消毒”（消毒液的有效性存疑，也许只会把更多的病毒冲洗下来，污染场地），然后直接进入左前方（门岗室后面）的仓库和饲料加工区装卸。加工好的饲料也是经过同样的道路（必须经过原料车洗消的小广场）运往生产区的各个栋舍，而且是各个栋舍的饲养员各自用电瓶车到饲料加工厂取运饲料。
更为严重的是，承包猪场粪肥的种植大户的装粪肥车辆，也需要通过该大门进入猪场纵深最里面的粪棚，每周至少1～2次（据猪场老板分析，怀疑是粪车进出带入病毒的，因为急需粪肥，该种植大户发病前还到别处运过猪粪）。
人员进出场区也没有洗澡消毒通道，技术人员和部分员工住猪场大门对面的办公区（牧区与办公区间隔一条约6米宽的进场马路，来回牧区与办公区需穿过这条6米宽“白化”的马路），上下班和中午就餐进出场区不更衣换鞋，仅仅经过一个铺了消毒垫的约1.5米长的消毒通道（因为没有足够深度的消毒池，且地面不保水，消毒垫通常呈半干状态），有时甚至直接通过没有上锁的大门进出，不过消毒通道。
该场也开展所谓的“消毒”工作，如进入大门的饲料车消毒（如前述）、卖猪后赶猪道的冲洗和消毒等。但“拔牙”期间，我发现操作人员根本不知道消毒的操作细节，更不理解消毒的真正含义，因为我发现路面喷雾消毒人员拿了一支高压水枪（于一辆平板电瓶车上安放一个大药桶，简易制作的一辆消毒喷雾车上），随意晃动喷洒（水压很大），还时不时地喷在路边的树干树枝上，似在喷农药杀虫或除草。使用石灰粉进行路面喷撒“消毒”，也是有些地方有点白，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喷撒分布严重不均匀，相当于意思意思地撒过，可能就认为已经搞定。
该场疫情如何传入，流行病学已经无法分析。据说首先发现于公猪舍，我到达牧场时绝大多数公猪已经死亡并掩埋，仅剩一头发病和一头外观健康的公猪。随后的排查发现，母猪定位栏区域有几个点已发生，育肥区也已经有少量几个点出现发病案例，尚未见到病例的是产房和保育区。
据说疫情是老板进场巡查时才怀疑的，而兽医技术人员还是一如既往地如2018年非瘟传入前的模样，猪没有治疗好、出现了死亡、浑身发绀，也没有往可能是非洲猪瘟方向怀疑。
该场可以活到“昨天”的原因一定不是生物安全做得好，我认为以下三点在起到关键的作用：1.周边大环境比较好；2.猪场特殊的地势地貌小环境也比较理想；3.猪场集中出猪，减少了卖猪的频次。
该场位于丘陵峡谷地带，两边绵延山丘约300～500米高，间距约2～3公里，二条道路将山丘中间的平地一分为三，猪场就位于这两条道路中间相对平坦一点的坡地上。
该场所在区域养猪密度极低，没有散养户，相距最近的另一个猪场（规模2200头母猪）直线距离约有8公里，且其间有多重山丘河流阻隔。
延伸到猪场的道路是介于左右这两条乡村道路间牧场自己修筑的一条小路（宽约6米），原来是烂泥石子路面，周边村民嫌泥路脏，几乎不经过该路段，近年来浇筑了水泥路面，村民经过的概率略有增加，但总体上周边村民走得也不多。
由于猪场位于丘陵坡地，很多道路和赶猪通道有一定的坡度（尽管没有前面那个猪场坡度大）。如，赶猪通道是呈倾斜向下，卖完猪后清洗消毒，污水外流，能将大部分的污染冲洗干净。
还有一点，将卖猪改在离猪舍约90米的装猪台，尤其是卖猪台所处的位置起到非常好的生物安全隔离作用。因为卖猪台位于猪场的东南角，尽管装猪车仍需要从猪场自筑的道路上进来，靠近猪场，但该位置离开猪场大门约100米，而且正好处于坡下（局部约有20°坡度），而且装猪车停车装猪的位置较道路路面更低，装猪后掉落的污染物、冲洗消毒的污水不会流到路面。
路面的地势和坡度（包括大雨时的雨水冲洗作用）、结合猪场大门口和大门两边进场路面的“白化消毒”，正好把可能的少量污染病毒通过雨水冲刷、距离稀释、石灰消毒等作用而降低到安全线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该场还养大肥猪（最大个体达450～500斤或以上），有效降低了卖猪次数（据说一年只卖4次猪），减少了传入风险（而且可能正好卖猪的时候外围风险不大，来装猪的人员和车辆带毒不多）。
四、传染病传播具有随机性的特点
除上面分析的硬软件原因外，其实，“上帝”的关怀和帮助也是传染病发生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传染病的传播具有概率性和随机性。
较早版本的传染病学书本上有提到，像新城疫这样传播能力很强的烈性传染病，也不一定会“砸中”每一只易感鸡。农村千家万户的小规模散养鸡群免疫只需要达到75%以上（而且抗体水平达到3log2及以上的低水平，就算合格）就可以阻止传播（而规模鸡场因群体大、数量多，抗体水平则需要提高到4log2及以上，合格率需要达90%以上，且离散度不能太大），相当于某一家农户养了12只鸡，即使有3只鸡没有任何免疫力（其余鸡仅有低水平的免疫力）也不容易发生新城疫。
非洲猪瘟的传播能力很弱，传播速度慢（排除人为帮助传播），因此某一个地区、某几个猪场暂时没有中招，也很正常。也就是说，非洲猪瘟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其实其他传染病也有，只是略微不明显）：不做（生物安全）防控也可以成为漏网之鱼而暂时“活着”。
今天我们分析的这两个猪场一定程度上也是做了一点生物安全的，只是还远远不够，没有到位。非洲猪瘟发生了，一定代表生物安全没有做好或者没有做到足够好，但反过来说，非洲猪瘟没有发生，不代表生物安全已经做好，也有可能仅仅是漏网之鱼而已。只要非洲猪瘟这口大网不断地来回抄，漏网之鱼的可能性会越来越低。
2019年夏至2020年秋期间，随着越来越多猪场的复养成功，生猪存栏量不断恢复和增加，易感动物数量增大，再次“点燃”那也是必然（传染病出现周期性流行有一个原因就是易感动物数量增加，病原更容易遇到易感动物）。随着外围疫情的加重（包括“拔牙”出来的小体重猪，即“小白条”的上市），环境污染范围会进一步扩大，这种漏网之鱼的幸运可能只能持续到“昨天”！若需要活到今天和明天，明天的明天，活得更久远，请千万不能只指望成为幸运的漏网之鱼，只依靠“上帝”的关怀和帮助，请千万千万要扎紧生物安全的篱笆墙！
专家点评
非洲猪瘟来到中国二年半多了，养猪人感受甚至经历了它的残酷，特别是一些养殖比较密集的区域。但我们也有看到在大面积传播发病清场的一些区域，偶然也有一些猪场生存下来了。
为什么？“生物安全”本无罪，如果“变态”肯定会出问题！确实，多数猪场是生物安全做得好、做到了位，而且精心管理、把猪养得健康、抵抗力强，综合措施到位，非瘟防控取得成功。但也有可能一些猪场仅仅是幸运（侥幸）的“漏网之鱼”。
本文余旭平老师介绍了2例他曾参与定点清除猪场的情况，生物安全防控做得不好，它们能活到“昨天”就属于侥幸的“漏网之鱼”。
余旭平老师介绍了这2个牧场的基本情况，分析了成为漏网之鱼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防控非洲猪瘟的生物安全讲究的是“精”“准”“严”，“变态”且“极致”的生物安全理论上是对的，正如余教授讲的SPF猪的饲养，但难以落地！失败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余教授同时介绍了传染病传播发病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的特点，进一步强调了做好生物安全的重要性。
余旭平老师的这2例“漏网之鱼”给猪场继续生存和安全生产提供了善意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