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的学习中，熊凌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知识的系统性与专业性的欠缺。并且自己单枪匹马干太孤单，俗话说：独木难成林!必须将养猪的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学习，抱团取暖，共同养猪致富。
 

　　2000年，就在高安市政府龚兴明副市长的大力支持下，在市农工部的协调组织下，成立了当时唯一一个没有政府背景的、纯民间人士组成的高安市养猪行业协会。
 

　　协会经常邀请专家去高安讲课，组织协会会员到外地考察甚至出国学习考察。
 

　　在生产实践中他发现，中国的养猪应该走中国元素的养猪道路，全国农业院校中的教科书中的教材，要么受国外商业公司的影响浸淫，要么是老先生们把传统散养户养猪经验总结，与当今国内养猪产业资源与现状不匹配。
 

　　在之后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熊凌不断地跟国内外商家、教授、学者沟通、交流、游学于产、学、研中。
 

　　熊凌意识到，猪要养好，须不忘初心，以猪为本。事业要成功，必须聪明的工作加拼命的工作。所谓的聪明工作，就是目标(方向)要对，比如：一条船在大海中航行，目标(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所谓的拼命工作，就是忘我、舍去、发疯!
 

　　方向对了，余下的就是拼命工作了。所以十几年中，自己一天工作跨越三个省份很正常，365天有350天在路上，不是在猪场或饲料厂就是在去猪场或饲料厂的路上，每天工作18个小时，每年行程20万公里。
 

　　他感慨，对于家人来说，自己承担的儿子的责任、丈夫的责任、父亲的责任太少了。
 

　　养猪28年，熊凌总结了自己的养猪生涯：“前十几年都是在走弯路，近十年才是修成正果”。
 

　　熊凌认为国内的养猪生态环境并不亚于欧美;国内的饲料资源也非常丰富。
 

　　2014年是，熊凌在北京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冠名为“猪为本(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我们不是生产型企业，而是养猪科技服务型企业。”为养猪企业提供以猪为本，回归到原点技术服务。
 

　　因为他觉得，中国的养猪行业硬件已经在与国际接轨，但软件尤其是技术服务业差异巨大。
 

　　“我国是养猪大国，但非养猪强国，中国养猪有着7000年的历史，我们老祖的养猪技术一直是领跑全球的，中国的养猪业也为 全球的养猪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熊凌提到，我国的养猪业是从大跃进年代倒退，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转折，70年代开始落伍。
 

　　80年代国外规模化的崛起时，国内养猪业才探索规模化。由此而全盘引进国外养猪技术、设备、模式与种猪。
 

　　但熊凌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的过程，今天的落后并不是永远的落后。
 

　　中国养猪人已经慢慢觉醒。
 

　　“国内养猪业一直都在被国外利益集团的种种陷井误导，似乎离开玉米、豆粕、鱼粉、麸皮就不能做饲料了，似乎离开进口疫苗与兽西中国人就养不好猪了。其实鬼子们技术与职业操守并非神话，德国马肉事件、法国禽疫苗事件就可证实我的陈述。2007年，当时的美国辉瑞公司侵犯我这农民的知识产权，我的维权胜利就足以证明洋鬼子们“纸老虎”......
 

　　猪只需要的是营养元素，只要满足猪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饲料原料种类应该是不需要限定的物质种类多样化，相反，物质种类多样化更好”。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灵。只要猪能吃，或者训练(调教)后能吃;只要原料无毒或者毒素在猪抵抗力之内。什么性价比最高使用什么。
 

　　熊凌表述，养猪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养猪只是一手段、一过程，充过养猪的手段与过程，最后达到赚钱之目的。
 

　　只要有利于赚钱，只要不违法，什么合算用什么。
 

　　比如在长江流域和东北，可以选择用米糠。在大城市郊区应该利用城市食品厂生产出来的辅料喂猪。
 

　　“回归到原点，应该以猪为标准，财务为标准，所以用什么饲料不是应该由配方师决定，而是应该由财务总监来决定。”
 

　　因地制宜，因猪制宜，因钱制宜最大可能利用当地资源、物尽其用。
 

　　熊凌表述：中国养猪需要依托资源走中国元素的养猪道路，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熊凌对中国元素养猪道路的最终诠释。
 

　　熊凌认为，完全否定老祖宗的想法显然不对，完全否定洋人的做法也不对。
 

　　如何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中找到平衡点?熊凌在养猪生产实践中一直在探索。
 

　　熊凌发现牛之所以能消化牧草甚至杂草，是因为牛是多胃动物。
 

　　他设想：要给猪人工制造一个人工胃，即通过高压打包、乳酸菌发酵等方法对牧草进行预处理、预消化，从而达到猪能够消化吸收的状态，就可以达到以草代粮、以草代饲，以猪当牛养的的效果。
 

　　“我们把传统农耕产品与现代工业文明跨界糅合在一起，实现了不可思议的结果。其中所涉及的学科非常多，如机械学，微生物学、物理学、动物营养学等。”
 

　　在采访中，熊凌不止一次对记者提到，猪是有生命的东西，生命个体之间有差异化，每个生命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养猪是门艺术活。